世纪老人的嘱咐

    ●你是全班第一，这不是坏事，但不能说明你就学得很好了。

    ●十年动乱期间的造神运动之所以得逞，千百万群众如醉如狂的心态，它的根源不是佛教，不是道教，而是中国儒教的幽灵在游荡，只不过它是以无神论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

    ●新旧文化之间是“方死方生，方生方死”的蜕变，所谓“横扫一切”“先破后立”“一刀两断”，只能是空想。

    ●迄今为止，老子提出的为政不要过多地干扰，乱出点子，让农民自然生生发育，在稳定中进步，仍值得借鉴。

    继愈二哥走了5个年头了，悲痛逐渐淡去，我们似乎仍然平静地生活的一起，从未分离。心灵的对话突破了人天之隔，我们在共同观察着世界，感悟着身边发生的一切。

    先公后私、先人后己是他的习惯。他原来设想等主编《中华大典》的任务完成后，花上一两年时间写一本二三十万字的小书，阐述自己对人生最简约的理解。不幸的是，他承担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就匆匆离去，未来得及把他想说的话说出来。我怀念他，总想把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替他说说。否则，他的一些想法就此流失，将是社会的损失。但我做不到。二哥博闻强记，思想似大海，我难以望其际涯。更何况他研究的是哲学，我是草学，两者相去甚远。但在日常生活中，从孩童到老年，我们就共同的所见所闻，常有交流。这就是我们思想的“最大公约数”，我们“原生态”的“思想特区”。在这里，我们常有说不完的话，我的怀念就从这些对话开始。为了行文简便，我把我的话略去。

所谓第一名，仅仅“不是坏事”而已

    20世纪40年代初，二哥从西南联大哲学系毕业，在四川南溪李庄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攻读研究生。我在江津的德感坝国立九中读初中。南溪和德感坝都在长江边上，相距不远。有一次他专程从李庄到江津看来我，在德感坝“鸡鸣早看天”的小店里，忍受着臭虫的叮咬，住了三天两夜。他看了我的日记，找我的老师和同学谈话，得知我是全班第一名（当时学校从不排名次，但发放某一社团给流亡学生赠送的助学物品，僧多粥少，只能发给班级第一名。我因获得赠品才知道我的名次）。他对我说：“你是全班第一，这不是坏事，但不能说明你就学得很好了。学无止境，人生是长跑，你才刚刚起步，要踏踏实实学习，养成读书习惯，把身体锻炼好。”我牢牢记住，所谓第一名，仅仅“不是坏事”而已。从此，我一直以学习和工作的实际质量来要求自己。1995年，我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看我忙得团团转，送我一幅对联：“涵养动中静；虚怀有若无”。这几个字是我晚年的定海神针，我顿时觉得思想澄明开阔起来又不由得想起70多年前“不是坏事”这句收敛含义的话。

    这一点他自己做出了榜样。他说话从不滔滔不绝，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说他说话有点木讷。这与他在课堂上流畅透彻的讲课相比判若两人。我深知，他敏思而饱学，远在常人之上。他说话有点木讷，不是思想迟缓，而是思维过快、过深，瞬间有好几个思维层次奔涌而出，他的脑子里要经过一番挑选才能说出口来。因此说话有时不够畅达，过分简略，点到即止，甚至有时令人觉得他有些矜持。这与他从不自诩的内敛性格有关。1944年母亲在西安病逝，我从重庆到西安奔丧，他也从昆明到西安探视父亲。我们同在一室、一个大床上，住了一个多月。有人向他约稿。他大概每周写一到两篇短文。我见他写一篇关于《红楼梦》的文章，篇幅较长，引用书中的大量诗词。他在稿纸上打个引号就往下写，从不迟疑，也不查书。我惊奇地问他：“你连这些东西都能背得？”他平淡地说：“不是背得，看书时印象深的就记住了。忘记的还是比记住的多。”

    他沉潜治学，曾把自己的书房叫“潜斎”，后来“潜”成习惯，连“潜斎”的名字也不要了。

政治家应是优秀思想的实践者

    “文革”末期，我轻度中风，住在北京中关园他的家中，前后三个多月，这也许是我们一生中谈话最多的时候。“文革”中“四个伟大”，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口号很突出。其中三个伟大是既成事实，可以理解，但他对“伟大的导师”的提法深感忧虑。他说从西周《尚书》的“皇族有训”，到秦始皇的“以吏为师”，再到宋以后把儒家完成宗教化，一直到今天，是一脉相承的。同时还流行另一句话作为“四个伟大”的诠释：“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他说这就是奥古斯汀阐述基督教“理解为了信仰，信仰以便理解”的中国版。他担心这是个危险的信号，因为即使在中国政教合一的皇权时代，也是明君与贤相并出，明君需贤相辅弼。汉以后孔子逐步走上神坛，是“万世师表”，挂牌的导师是孔子而不是掌权的帝王。他说，政治家应是优秀思想的实践者。一个人政治领袖、思想导师双肩挑，国家很危险。后来有人恭维他为“大师”，他说现在中国没有大师，今后二三十年内出不了大师。于是他献身为后来人铺路的工作，整理古籍，守望着未来的新人。

    他作为哲学家，远远超越了时人对“文革”悲剧的一般理解。他说社会如此无序，少数领头人固然难辞其咎，但更应该探索其深层根源。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长久的思想积淀，不至于闹到这一步。他追本溯源，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宋代把儒家彻底改造成了儒教，孔子的神坛越筑越高，把华夏文化引入歧途。这个深厚的思想基础，五四运动未能撼动，新社会也无力摆脱。他说：“记忆犹新的十年动乱期间的造神运动之所以得逞，千百万群众如醉如狂的心态，它的根源不是佛教，不是道教，而是中国儒教的幽灵在游荡，只不过它是以无神论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他的这种积累多年的思想压力，“文革”以后终于喷薄而出。1978年科学大会以后，他首次提出儒教是宗教的学说，此后义无反顾地投入对儒教的论证与挞伐。从1978年到2009年他去世以前，连续发表了二十几篇论文。最初几乎是孤军奋战，以后逐渐得到社会的响应。难以想象一个耄耋老人是以怎样的苦心和坚韧支撑下来的。何况他还承担着主编《宗教词典》《中华大藏经》《中华大典》等典籍的重担。于是，他不得不每天早晨4点钟就起床伏案工作，直到住进医院。

    由于他对十年动乱的深刻理解，他相信历史终究会回归正道。“文革”前半段他在五七干校劳动，后因眼病回到北京。他的中关园宿舍被分出大半，他就在书架包围中蜗居静思。他说文化是最本质的东西，发乎中形乎外，不管戴什么帽子，披什么外衣，明眼人一眼就看得明白。他是曾被毛主席称为“凤毛麟角”的人，“文革”中找他的人不少，某杂志请他做主编，他都称病不出。他说“文革”的势头不管多么强大，是违反历史规律的，是一股逆流，不能掺和进去。斗人的人和被斗的人都是时代的牺牲品，都是受害者，后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文革”的结局验证了他的话。

    当时不仅“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且“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成了解决问题的万灵药。他认为将斗争如此绝对化，违反了辩证法，将使社会充满仇恨而被撕裂。

    诚然，他尊重儒家人文关怀的普世价值并恪守勿渝。台湾一学者主编的《国学基本教材》请他作序，他欣然命笔。北大筹办国学院，他积极参与。但他不认为源于小农经济的“农耕文明”能够适用于后工业化时代。也不同意不同文化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来回搬家。他说，文化是在多种文明碰撞融合中不断更新发展的。新旧文化之间是“方死方生，方生方死”的蜕变，所谓“横扫一切”“先破后立”“一刀两断”，只能是空想。

有了“道”世界就比较安全了

    晚年他谈得最多的是《老子》。他说老子是弱者求生存的“一部空前的哲学著作”。出于对社会的关怀和知识分子本身的地位，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没有离开过《老子》，直到晚年还出了《老子绎读》这本极其简约的解读老子的书。因为“迄今为止，老子提出的为政不要过多地干扰，乱出点子，让农民自然生生发育，在稳定中进步，仍值得借鉴。”他说：“反映农民呼声最早，最系统的是《老子》。”儒家讲天、地、人“三才”，这还不够。老子讲天、地、人、道“四大”。有了“道”这个基本规律的管束，世界就比较安全了。

    算来快一个世纪了，我与二哥继愈，两个耄耋老人的对话，实际是他对我的嘱咐，经常在我耳边回响，是怀念也是慰藉。

    ■任继愈（1916-2009），山东德州平原人，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基金宗教组召集人，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

    ■任继周（1924-），系任继愈胞弟，我国现代草原科学奠基人之一，国家草业科学重点学科点学术带头人，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先后担任甘肃农业大学畜牧系、草原系系主任，甘肃农业大学副校长，甘肃草原生态研究所创建人、第一任所长，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