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造适宜乡贤成长的生态环境

    记者：历史上，乡贤在完善社会治理上发挥过哪些作用？

    钱念孙：中国在绵延数千年的古代社会里，县以下的广阔区域没有国家权力组织。简略地说，从县衙到底层民众之间存在的巨大基层权力空间，主要依靠乡贤发挥作用来达到有效填补。

    我们安徽南部的徽州地区被称誉为“东南邹鲁”，是明清时期全国十大商帮之首徽商的故里，地方乡绅在国家行政体制之外，代替或配合官府处理大量社会“公共管理”事务，基础设施方面如建桥、修路、挖渠、筑坝、摆渡等，救灾方面如防洪、抗旱、抢险等，教育方面如开设蒙学馆、聘请教师、帮助贫困学子求学赶考等，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如制定和实施乡规民约、劝说调解村民纠纷、斡旋乃至诉讼跨村跨区域的利益冲突等。

    在传统中国社会，乡贤在国家政权与基层民众之间充当了协调两者矛盾、促进双方良性互动的关键角色，对地方社会稳定和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

    记者：前段时间，您在我报撰文，探讨君子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乡贤文化与君子文化之间有哪些方面是相互呼应的？

    钱念孙：君子是数千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塑造和推崇的人格范式。儒家学说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很重要的内容是阐扬仁、义、礼、智、信及忠、孝、廉、耻等为人处世的伦理和规范。这些美好品德，最终都集聚、沉淀、融入和升华到一个理想人格即“君子”身上。比之“乡贤”，“君子”的指称范围当然宽泛许多。乡贤主要指一乡一地的贤达之人，君子可指各地各类崇德向善之人。君子身上承载着更多优秀道德的内涵，而乡贤除了具备良好道德品格外，常常还含有才干和声望的要求。因此，乡贤多半堪称君子，但君子可能是乡贤，也可能难当乡贤之誉，只有德才兼备且有一定声望的君子才会被尊为乡贤。

    君子文化与乡贤文化虽然彼此分别，但其内涵和外延又有部分交叉重叠。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今天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利用的宝贵传统资源，值得认真研究，推陈出新。

    记者：当前弘扬乡贤文化，如何保持时代特色？又需要警惕哪些不良倾向？

    钱念孙：当前弘扬乡贤文化，要通过传扬本乡本土前贤的嘉德懿行，激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情感，促进乡邑民众见贤思齐，奋发有为。同时，今天要在广袤的乡村营造适宜乡贤成长的生态环境，使在家乡的乡贤能够留得住并发挥作用，使外出的乡贤愿意返回家乡或以各种方式支持故里的美好乡村建设。

    全球化、网络化时代，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地乡村涌现的可能成为乡贤或准乡贤的各类“能人”，往往都外出打工淘金或举家迁移到城市。多年城乡二元体制运行的结果，更加剧了许多乡村面临“空心化”的困境。城市化的虹吸效应，使乡村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壮年，尤其是乡村精英严重流失，这不仅是美好乡村建设的最大危机，也是弘扬乡贤文化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

    所以，弘扬乡贤文化首先要加快改变城乡二元体制，让市民和村民享受同等待遇，使更多青壮年劳动力，包括各种乡村能人和英才愿意并乐于留在乡村，创造条件为他们施展才华搭建坚实平台。目前国家正在实施的户籍制度改革和一系列针对农村的利好政策，已经在这方面做出可喜的成绩。其次，要采取多种政策措施促使外出闻达之士像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那样，退休后返回故里为家乡发展建功立业。

    至于说到乡贤文化中的不良倾向，古人早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乡贤在与宗族结合治理乡村社会时，有时难免与私利交杂。有些乡绅处理问题时仗势欺人、假公济私等，那自是应当嗤之以鼻的。（本报记者 王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