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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在欧洲历史上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战争。之所以说前所未有，是因为它在战争规模和武器杀伤力上与之前的战争完全不同。它有史以来第一次使用了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仅有机关枪和大炮，而且还有坦克、飞机、潜水艇以及可怕的生化武器——毒气弹。在战争之初，人们并不能想象战壕战或刺刀战，人们对战争的想象仍然停留在上一个世纪，以为战争就意味着擂战鼓、策战马、举大刀、高呼“杀呀”、冲向敌阵。因此，在1914年8月4日英国向德奥宣战后，英国人报名参军、奔赴前线之踊跃，可以说是盛况空前，有点像50年代的抗美援朝在中国所得到的广泛的民众支持。英国兰卡斯特博物馆展出了1914年当地报名参军的情况，一天之内就有200人加入了兰卡斯特的皇家国王兵团，还有许多人没有能够如愿。《兰卡斯特观察家报》称他们为兰开郡的“200勇士”。从兰卡斯特兵团，人们可以看到英国民众的爱国热情，从这里走向法国的英国军人中有一位诗人叫劳伦斯·比尼恩（Lawrence Binyon）。
比尼恩于1869年出生于兰卡斯特的一个牧师家庭，1893年他毕业于牛津大学。他曾经在兰开郡度过他的童年生涯，早期诗歌写兰开郡的美丽山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由于年龄过大而加入了自愿兵。1915年他被派往法国的红十字医院做护工，离前线仅四十英里，曾经写下歌颂“不屈不挠的法国”的诗篇。在战争初期，战场的恐怖还没有完全被后方知晓，战士的牺牲给人们带来的只有感动。比尼恩在《泰晤士报》发表了《献给倒下的将士》（For the Fallen，1914年9月21日），纪念在法国马恩河战役（Battle of Marne）中献出生命的英国士兵。他在诗中说，“他们唱着高歌走上战场，他们很年轻，/四肢笔直，眼神真诚、稳健、闪亮，/面对不测的命运他们坚持到底，/面对强敌他们无畏地倒下”。该诗在当时被称为“最给人安慰、最具灵感的悼亡诗之一，在战争期间得到了公众的广泛喜爱”。诗歌接着说，“他们不会变老，而我们则会：/时间不会让他们厌倦，岁月也不会。/在太阳落山，在清晨时分/我们将记住他们”。诗人罗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称这是“用英语写成的最优美的悼词”。这最后几行后来被普遍镌刻在英国的战争纪念碑上，也常在停战纪念日（Armistice Day）活动中被朗诵。
除比尼恩以外，另外还有15位英国诗人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中一部分真正是牺牲在战场上（现在他们已经静静地躺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诗人角”）。在前线，这些诗人深知战争的残酷，完全没有后方的人们关于侠义、勇敢、骑士精神的浪漫幻想。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1893年出生于英国伯肯赫德的贫穷社区，他深知劳动人民的苦难，对他们有着深切的同情。1915年他加入了英国军队，1916年在法国参加了著名的索姆河战役。由于患“炮弹恐惧症”，他被送进了爱丁堡的一家精神病医院，用诗歌记录了他的战争经历。《献给厄运青年的赞歌》一诗描写了送别部队的场景，他把战争的狂风骤雨比喻为晚钟：机关枪发出的突突声是祈祷，大炮喷出的火焰是蜡烛，士兵痛苦的呻吟是唱诗班，似乎战争在为他们举行一场巨大的葬礼。诗歌暗示民众的爱国热情将把他们送上死亡之路，黑夜将是为他们临终而降下的窗棂，他们将“像牲口一样死去”。他的另一首诗《甜美与荣耀》描写了毒气弹袭击所造成的严重伤亡。当部队士兵们在极度疲惫中一瘸一拐地向后撤退时，像老乞丐一样弯着腰，像老妇女一样不停咳嗽，鞋子丢了，脚磨破了，连警报都听不见了。一颗毒气弹掉在他们中间，诗人在慌乱中带上了毒气面具。他透过面具看到一个士兵在叫喊中倒下，倒进了绿色的烟雾之中，“像沉没进绿色的大海”。古罗马诗人霍拉斯在《颂歌》中把为国捐躯的行为描写为“甜美与荣耀”，而欧文的这首诗歌暗示士兵的死既不甜美，也不荣耀，完全没有尊严。1918年在战争结束前一周，欧文战死于法国。
另一位诗人西格弗里德·沙逊（Siegfreid Sassoon）1886年出身于贵族家庭，毕业于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1914年他被派往法国，1916年参加了索姆河战役。他在战争中表现英勇无比，被称为“疯狂的杰克”，获得了一枚陆军英勇十字勋章（Military Cross）。但是1917年一颗子弹穿过了他的胸膛，他在战地医院勉强捡回了一条性命，从此对战争的看法发生了改变。他在一封致上司的公开信中说，他本以为这是“一场自卫和解放的战争”，但实际是“一场侵略和征服的战争”。他也被判定患有“炮弹恐惧症”而被送到了爱丁堡那所精神病医院。他的诗歌充满了对军方、教会和政府的抨击，在《他们》一诗中，主教布道说：“当士兵从战场归来，/他们将变成完全不同的人”，因为他们经历了一场“正义的战争”的洗礼，对“反基督”发起了一次的痛击。一个士兵回应道，“我们的确完全不同了，/乔治失去了双腿，比尔双眼失明，/吉姆的肺部被打穿，可能死去”。的确，所有士兵的生命都发生了改变，但不是主教所说的那种。在《穿过新门宁门》一诗中，沙逊质问道，“穿过这座门的时候，谁还会想起那些普通的、填补枪口的死难者？”对他来说，这座位于比利时的纪念门是“世界上最大的伤口”，它所代表的“虚荣”无法冲抵对牺牲士兵的回报。
读者一定会觉得这两位诗人是特例，但其实反战情绪在一战诗人中相当普遍。其主要原因是一战的确在某种意义上是西方强国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战争，萨拉热窝的暗杀事件仅仅是导火索。著名的现代派诗人艾兹拉·庞德（Ezra Pond）在一战后创作的《休·塞尔温·莫伯里》（1919）中写道，“无数人死了，/最优秀者也在他们中间，/为了一条老掉牙的母狗，/为了一个被搞糟的文明”（第V节）。的确，随着战事的发展，人们对这次战争的正义性有了许多反思。“爱国”、“荣誉”等说教似乎逐渐成为一种空虚的口号，甚至是一种“欺骗”。庞德在诗中接着说，“在地狱里摸爬滚打，/相信了老一辈的谎言，然后幻灭，/回家，回到一个谎言，/回到许多欺骗，/回到古老的谎言和新的丑行”（第IV节）。“古老的谎言”显然是指霍拉斯的“甜美与荣耀”；“新的丑行”显然是指当代政客摇着三寸不烂之舌，把罪恶当成了荣耀。庞德的批评是犀利的，这是他一贯的风格，但这同时也显示了一战在欧洲并不是没有批评的声音。
在今天，我们不能否认许多人为战争付出了牺牲，我们应该记住他们，同时也应该吸取深刻的教训，避免战争再次爆发。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纪念活动如此隆重的原因。为纪念一战，英国在8月4日晚11点举行了全国的熄灯仪式，包括在唐宁街10号和其他著名地标、景点。英国文化界也推出了一系列纪念一战的活动，包括出版书籍，公开新发现的战争文献（老照片和士兵日记等）。英国现任桂冠诗人卡罗尔·安·达菲（Carol Ann Duffy）邀请了一系列当代著名的英语诗人阅读一战诗歌（包括我们以上列举的诗歌），并对它们做出回应，活动取名为“关于战争的诗歌”。利物浦市为纪念一战举行了“巨人”游行：祖母、孙女和她们的狗在市内游行三天，吸引了无数人驻足观看。显然，祖母是过来人，有很多故事要讲。可以说，英国纪念一战的隆重程度不亚于中国纪念抗日战争的程度。有人会问，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100年，为何还能如此占据英国人的想象？我们应该看到，一战给欧洲各国带来的灾难是深重的，战争总共夺取了900万人的生命，一代年轻人被战争抹去了。在欧洲，一战也是传统和现代的分界点，许多人感到传统的欧洲在一战后消失了，欧洲从“天真”坠入了“经验”。正如有人形象地所说，一战停战协定的签署“把最后一颗铁钉钉入了传统欧洲的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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