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白的特别之处

    “我这些东西也没什么特别的嘛。”每当问及学术成就，宿白总是摆摆手。

 

    北京蓝旗营，普通的住宅，不大的房间，老式沙发，木头桌子，一切就像宿白的口头禅那样——“没什么特别的”。只有满屋的考古书籍、考古报告提醒着记者，眼前这位面容慈祥的老人，正是中国考古学界的泰斗级人物——宿白。

 

    虽然之前有过电话沟通，但说起考古生涯，老先生还是连连退缩：“都是些该做的事儿，没什么好采访的啊。”面对记者不依不饶的“纠缠”，宿白笑了，开始用略带东北味儿的口音讲起了自己的“想当年”。

 

博采众长

 

    1922年，宿白出生在辽宁沈阳。同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即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1918年初创，1921年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后改称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1934年始称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1952年停办）成立考古学研究室。四年后，山西夏县西阴村进行了首次由中国学者独立主持的田野考古发掘。六年后，著名的殷墟发掘工作开始。

 

    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初创，宿白“应时而生”。

 

    “1940年，我进北大读书，当时觉得历史很有意思，就报了历史系。”70多年前的往事宿白依然记忆清晰，“本科毕业后就到了文科研究所考古室读研究生。”

 

    北大当时名师济济，历史系有研究中外交通史的冯承钧，中文系有古文字学家容庚，哲学系有汤用彤讲授佛教史和魏晋玄学。

 

    年轻的宿白想文史哲“通吃”，于是经常跑去听外系的专业课。后来，他在古代城市、墓葬、建筑、佛教考古、版本目录学、印刷史等多个领域取得成就，无不得益于此。

 

    “为什么要从历史转到考古？”这个问题似乎有些难于回答，宿白想了一会儿道：“考古就是历史呀，考古学就是为历史服务嘛。”

 

    中国考古学界私下流传着一句话：“古不考三代以下”。一些学者认为，新、旧石器时代与夏商周三代才是考古学的“正宗”，将秦汉以后推给历史学家。宿白没有这种狭隘的窠臼，也从不让自己的研究为此所限，将历史与考古结合，正是他的研究目标。

 

    “当时的考古室由裴文中先生负责，”宿白闭目回忆，“我经常跟着裴先生出去做地面调查，在北京周边跑了不少地方，也做一些小规模的试掘工作。”

 

    凭借多元的知识背景，加上丰富的实习经历，宿白虽未及而立之年，却迅速成为中国考古学队伍的中坚力量。

 

奠基之铲

 

    宿白的考古生涯“第一铲”，是在河南禹县白沙墓群。

 

    1951年，淮河支流颍水上游要修建白沙水库，库区内各类遗址的抢救性发掘紧锣密鼓。当时参与的发掘单位有河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白沙工作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现社科院考古所，成立于1950年8月1日，是中国科学院建院伊始组建的研究所之一，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考古研究所归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白沙发掘队和中央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国家文物局前身）工作队，宿白属于第三支队伍。

 

    “我们来到白沙工作是在1951年底，第二年的春节都是在工地度过的。”宿白回忆。

 

    关于这“第一铲”的感受，宿白的回答简洁直白：“虽然说是第一次，其实发掘的时候也顾不上什么兴奋了，都是工作嘛，认真做起来就什么都想不到了。”

 

    对这位老一代考古学者来说，田野发掘不是有趣的经历，而是一份严谨的任务。

 

    聊起具体工作，宿白的话渐渐多了起来。“我的第一个任务是一个汉代砖室墓，那时正值冬季，但在深埋于地下的墓穴中竟也未觉寒冷。大概是因为禹县属河南中部，气候比较温暖吧。当时大家的热情很高，很专注，也就不觉得冷了。”

 

    1951年11月，修筑水库的工人在取土时又发现了一个砖砌墓顶，这就是宋代赵大翁家族墓中的第一座，随后又发现了两座。

 

    宿白告诉记者，当时的队伍可谓汇聚多方力量，除负责实际发掘的文物管理局、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人员外，还有来自中央美术学院、人民画报社的同志负责临摹壁画和拍摄彩色照片，后来古代建筑修整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前身）也派遣工程师参与到宋墓的拆除转移工作中。

 

    1952年1月中旬，发掘工作结束。

 

    如果说田野发掘是考古学的基础，发掘报告则是将基础材料与研究相连接的桥梁。1957年，宿白执笔的发掘报告《白沙宋墓》出炉，成为新中国考古报告的奠基之作。

 

    当时，历史考古学草创，研究方法与报告编写无例可循，宿白在书中确立起一套开创性的标准，即严格区分报告主体与编写者的研究，报告主体要客观、忠实、完整地记录，不能为了自己的学术观点隐瞒遗漏材料；正文之外以注释的形式交代材料出处或讨论零散问题，使报告内容更加严谨丰富。

 

    《白沙宋墓》出版至今，已逾五十载，在学界仍极具影响。考古学家徐苹芳曾说，宿白的治学方法是“小处着手，大处着眼”，在踏实收集田野与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从中国历史发展与社会变革的大方向上考虑，终成考古学界的一代宗师。

 

两次入藏

 

    1959年和1988年，宿白两次入藏，留下大量记录材料与研究文章。

 

    20世纪50年代，国家希望对全国的文物状况做一次普查。“当时其他省份的材料都有了，西藏解放得晚，就差这里了。所以，1959年，中央文化部就组织了一个西藏文物调查组，从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历史博物馆等单位抽调了不少人。我是调查组的成员。”宿白这样描述自己的第一次西藏之行，“我们当时坐汽车从藏北进入藏区，经过了拉萨、山南、日喀则，去了不少地方，跑了半年多。”

 

    1959年的这次实地走访成为西藏历史上第一次正规的文物调查。调查期间，留下的文字记录、测量数据、绘图与照片成为研究藏传佛教的重要材料。“文革”中，很多寺院被毁，调查组在1959年留下的资料更显弥足珍贵。

 

    当被询问起调查中有无身体不适时，宿白略显得意：“我还真没遇到这种情况。不过当时一起进藏的同志有些高原反应很严重，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他告诉记者，调查期间每个人每天都要做大量笔记，藏区条件有限，没有合适的测量仪器，就用脚量，用眼测，最后绘制出寺院的平面图和立面图。

 

    “第二次进藏是在1988年，西藏的同志告诉我，近三十年来部分寺院损坏严重，让我赶快整理之前的调查笔记，以备日后重建文物时作参考。”宿白解释他的另一部名作——《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的由来。

 

    《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不仅记述了西藏地区的寺院建筑、佛教文书，而且对甘肃、青海、内蒙古以及内地部分地区的藏传佛教遗迹进行了考察研究，开创了中国藏传佛教考古的先河。宿白在前言中写道：“写的时间，实际也是我读书学习的时间，边读边写，临时抱佛脚，差错难免，只盼能有益于以后的工作，也就不顾及其他了。”话很谦虚，但学界一直将其视为藏传佛教考古的经典之作。

 

先生之风

 

    从校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到与长广敏雄关于云冈分期的争论，从著名的“敦煌七讲”到出版《中国石窟寺研究》一书，宿白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踏出了一条以考古学方法对石窟进行科学记录与研究的道路，成为中国石窟寺考古学不折不扣的开创者。

 

    1957年，宿白带领北大考古系学生在河北响堂山石窟进行测绘与记录，随后，又陆续在甘肃敦煌、新疆克孜尔等多个石窟开展教学实习，在保存重要学术资料的同时，也为考古学界留下了一段段师生佳话。

 

    采访中，巧遇宿白的一位高足——安家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当今考古界主心骨级的专家。

 

    作为宿白79级的硕士研究生，聊起和恩师在敦煌石窟做调查的经历，安家瑶有很多故事要讲：“宿白对学生很严格，我们在石窟里做调查的时候，天天都要写记录、画图，老师还要把记录收上去批改，连字写得不端正都批评，天天如此。”

 

    听到学生的“抱怨”，宿白笑了：“做老师的，当然要对学生严格要求，要负责任嘛。”

 

    严师出高徒，仅在石窟寺考古方面，宿白就培养出了众多优秀弟子。多年后，他们都在各自的研究岗位上做出了一番新天地。

 

    樊锦诗，敦煌研究院院长，20世纪50年代末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1962年在宿白的带领下来到敦煌石窟调查实习，从此便深深爱上了这片土地。她在接受采访时说：“宿白提出运用考古学全面记录的方法为石窟保存科学的档案资料。我来敦煌就是运用老师传授的知识，完成老师交代的任务。”

 

    2006年，在敦煌工作了四十余载的樊锦诗，终于完成了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第一卷的初稿，急忙送到北京交给老师过目。然而，宿白却不满意，只好拿回去修改，如此反复几次，才得到了恩师首肯。所以，这本报告直到2011年才最终出版。

 

    严谨治学，宿白不仅亲自实践着对学术的承诺，也始终这样要求着自己的学生。

 

    田野能力过硬，文献功底也不能差，宿白希望自己的学生成为“全才”。韦正，宿白2002级的博士研究生，已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的他，说起当年老师对自己的教导，仍然感慨良多。

 

    韦正告诉记者，刚到北大，宿白来宿舍里了解新生情况，看到书架上有一套《资治通鉴》，就让他读这个。“每周都要读，每周都要汇报。当时觉得压力特别大，不过现在受益无穷。”

 

    对于读史书，安家瑶也说：“老师要求我们天天读史书，读的时候可能记不住什么，但一旦遇到相关的遗迹遗物就会马上回想起来。”

 

    “那你现在还读吗？”宿白突然插话问道。

 

    “读的读的。”这位已是花甲之年的学生连忙从沙发上欠起身子回答。

 

人生导师

 

    宿白的“要求”不单在专业学习和研究中，在生活细节上，他也经常“管闲事”。在弟子心中，跟宿白学知识，学方法，也学如何生活，如何做人。

 

    “他就像一个家长。”安家瑶这样评价老师宿白，“学习他要管，日常习惯也要管。先生严格要求我们，自己也身体力行。”她告诉记者，出去实习，宿白和学生们一样到食堂打饭，从不开小灶。有人想请发掘队吃饭，他也极少答应，在他看来，考古发掘是脚踏实地的工作，不是吃吃喝喝拉关系。

 

    “对于发掘地的规章制度，宿白严格遵守。”安家瑶讲了这样一件往事：他们在敦煌实习时，住在研究所宿舍，吃饭在职工食堂。当时，实习队里有一个叫菅谷文则的日本留学生，按照规定，所里的宿舍和食堂不向外国人开放，他只好住到敦煌县城，吃饭也只能在外边的小店解决。当时，如果宿白动用自己的影响力，完全可以为他走走后门，但他说规定就是规定，不能因为是自己的学生就破坏。

 

    “菅谷当时住得是够远的。”听到这里，宿白感慨道，语气中充满歉意。但这种严守规定、不搞特殊化的做法不仅得到了菅谷的理解，也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面对这样严格的老师，学生有了不同意见该怎么办？”记者问。

 

    安家瑶坦言：“他对学生管得很严，但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宿白插话：“有不同意见就讨论呗。”

 

    “他不认为自己的观点就是定论，一直鼓励学生有新想法，只要能找到确凿证据证明想法，他都会接受。”安家瑶说。

 

    谦虚做人，严谨治学——这是宿白毕生的信条。如今，桃李满天下的宿白已不再收徒，但还是有很多考古学、人文专业，乃至其他学科的学生去阅读他的经典著作，思考他的研究方法，传讲他的为学故事。

 

    记者想让宿白对现在的青年学生说一点寄语。老先生闭目冥思了一会儿，语重心长地说：“一定要珍惜做学生的时光，多读书。想做其他事情，毕业之后有的是时间，但可以踏踏实实读书的时间只有学生时代，过了就没有了。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多读些有用的书。”（本报记者 李 韵  本报通讯员 吕 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