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30年,有22年都在重症监护室里奔波。这里,布满监护仪、输液泵和呼吸机,紧张、压抑的气息四处弥散——但凡被送来的患者,都已命悬一线。
大约一周前,晚上九点多,一位孕妇被送来抢救,因为妊娠合并大出血,生命垂危。当时,我和同事们刚刚连续工作了20多个小时,上一场手术留下的汗水还没来得及擦干。但大家没有任何迟疑,本能地行动起来,推着患者一路小跑奔向急救室。看着同事们被汗水浸透的白大褂,我心中不由闪过一丝怜惜——一年365天,没有白天黑夜,只要患者需要,任何时候都是工作时间。因为怕上卫生间耽误了对患者的抢救,大家平时连水都不敢喝个痛快。
来不及多想了。好在患者还有意识。我握住她的手说:“你一定要坚持住,要配合治疗。这样,你才能保住自己,保住孩子。”我看到,当患者听到“孩子”这个词时,眼睛里闪现出一丝光芒。我感觉到她轻轻回握了我的手,对于十分虚弱的她来说,一定是使足了气力。
她的信任让我感动。虽然重症监护室拥有全医院最齐全、最先进的医疗设备,但遗憾的是,不是每个患者都能在这里起死回生。毕竟,医学只是一门科学,不是神学。也正因为如此,在对抗病魔甚至死神的时候,最需要医患的彼此信任,相互扶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期待生命创造出奇迹。
在接下来的72小时里,患者始终徘徊在死亡边缘,但我们的治疗方案,始终得到了她的全力配合,这让我们能心无旁骛投入治疗。同时,我也相信,是“保住孩子”的信念,最终让这位准妈妈熬过了最危急的时刻。
没有医生不想把病人治好。可是有些病人和家属就是不相信——“我是花了钱的,你必须给我治好!”“你这是过度诊疗吧?”手术失败了,“是不是因为没塞红包啊?”“是没托人和院领导打招呼,病人才出现并发症的吧?”
面对这些怀疑,有时真是有口难辩。医疗过程本身有太多的未知和不确定,我们不能用结果去评判过程。更何况,生命的价值,永远无法用对与错来衡量。
我很怀念当年非典时期那种纯净的医患关系。
2003年春,非典疫情迅速扩散,传染性之强和病死率之高令人恐慌,更要命的是,起初谁也说不清它的发病原因和传染路径。社会上对非典病人避之唯恐不及,一些医院也出现了医护人员被感染甚至死亡的情况。
当时,我们医院是收治重症非典病人的定点医院。我记得,有位女护士要上第一线,而她还在哺乳期。在走廊拐角处,我听到她在低声啜泣。嗷嗷待哺的宝贝哪里离得开妈妈!更何况,谁知道进去了还能不能出得来!过了好一会儿,稍稍平静下来的她给家人拨通了电话,声音断断续续。我想,她一定是在拼命抑制自己的情绪,不想让家人为她担心。因为,我也刚给耄耋之年的母亲打过电话。我说:“妈,儿子要上‘战场’了!”解放战争年代曾在战场上救护伤员的母亲只轻轻说了句:“去吧,儿子,咱家没有在战场上退缩的。但是,你一定要给我好好地回来!”我的眼泪,就是那么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从早春到初秋,疫情从肆虐到消散,每天往返于医院和定点宾馆之间的小道上,我能看到隔离区外路人对我投来的目光。那是崇敬、信赖和牵挂的目光。经常,在医院的大门口,会有素昧平生的人送来鲜花和水果。有时,上面还会夹张小纸条:“白衣天使,保重身体,我们需要你们!”在那些日子里,尽管死神环伺,可又算得了什么!因为,我体会到什么叫“众志成城”。
可现在,不少人对医生充满了怨气,近年来频发的“伤医事件”更是令人不寒而栗。作为医生,我们真的很痛心。
医学永远是不完美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会坦然面对。我一直记得自己曾经收治过的一位肝癌晚期、肿瘤破裂出血的患者。虽然经过抢救,暂时稳定了他的病情,但他已经没有康复的可能。
病人出院那天,家属来到我办公室,眼角还残留着泪痕。在医院住着,或许还能期待奇迹;出院,就意味着等待死亡。也许明天,也许后天,转瞬间,阴阳两隔。家属哽咽着,她的嘴角抽动,一字一句地恳求我继续那令人心酸的善意谎言:“您一定告诉病人,回家要坚持服药,只要定期到医院复查,就没有大问题了……”
我清楚地记得,当天晚上,在回家途中,我一遍又一遍在心底祈祷,祈祷能有奇迹出现,让那对情深义重的夫妻欢喜地回家!
30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医学家林巧稚曾说的那句话:“永远走到病人床前去,面对面地工作,单纯地或仅仅依赖于检验报告做医生,是危险的。”当我们在病床前面对面时,我的医生同道,还有亲爱的患者,让我们彼此信赖,共同直面生命、直面医学、直面自然,好吗?(中日友好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李 刚)(本报记者 金振娅整理)
记者手记
最怕误解和怀疑
初见忙碌的李刚,是在病房里。他摘下口罩,豪爽的笑声很有感染力。
“医生也是人,不是神。”李刚坦言,医学是一个充满未知的高风险行业,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临床确诊率也仅有70%左右。尽管人类在医学上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疾病谱也在快速发生变化。
“媒体、大众,包括患者和家属都应该认识到,医学有局限性,治疗有不确定性,患者个体有差异性。有些癌症、免疫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等,病情有可能被控制,症状有可能被缓解,但是,目前不大可能被治愈。”李刚顿了顿说,“在这方面,医生真的非常需要公众的理解。公众对医学的局限性了解得多一些,对构建医患信任会大有好处。”
李刚说,行医30年来,他不在乎辛苦,不畏惧死亡,但最怕患者和家属的误解和怀疑。
在李刚看来,今天的社会特别需要一个理解与宽容的诊疗氛围。他说:“我热爱这份工作,像千千万万普通人一样,我也渴望享受这份职业带给自己的成就感和幸福感。”(本报记者 金振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