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比救活一个人更欣慰的事了

作者：北京急救中心东区分中心医生韩鹏达 《光明日报》（ 2014年08月12日 06版）

“您好，‘120’。”

“医生，快来，有人被电晕了。”

对于急救中心的医生来说，电话铃声就如同冲锋的号角。我立即跑向停在院子里的救护车。

呼救是从北京东四环一家美容院发出的。一位30岁左右的女士在做“抖脂减肥”时，仪器突然漏电，强大的电流瞬间将其击倒。

10分钟后，我们的救护车赶到。只见窄窄的美容床上，躺着呼吸、心跳全无的女伤者，旁边是惊慌失措的年轻店员，还有好奇的顾客不时探头探脑。

准备心肺复苏术！胸外按压，气管插管，呼吸机通气，给予肾上腺素。突然，监护仪上出现了患者心脏室颤的波形。我大吼道：“准备除颤，调整电量200J。旁人都离开！”

经过大约5分钟的持续抢救后，监护仪上显示的“直线”终于恢复了规律的波形，血压也测量到了。我们马上通过“120”指挥调度，与最近的民航医院取得了联系。

急救持续多久，取决于多长时间到达医院。那天正下着雨，路况很差，机动车道几乎被堵死。救护车间断鸣响警报，在自行车道穿行，司机不断通过话筒提醒行人避让。我和护士则紧盯着伤者的病情变化，一刻也不敢放松。

过了将近一刻钟，救护车终于驶入民航医院的大门。等候在大厅的医生推着病床迎上来，呼吸机也已准备就绪。

把病人抬下车，推进急诊室，与接诊医生进行交接后，终于可以松一口气，返回急救站了。这时候，我和搭档的信息再次被更新为“站内待命”。我们要做的，是抓紧填写上一次任务的病历记录。

由于抢救及时，那位女士挽回了生命。出院后，她还专程送来锦旗。

“急”，是每个急救医生的常态。但再急也不能乱，不能惊慌失措，这就需要有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经验作支撑。另外，非常现实的是，急救医生还需要有力气。由于急救中心担架员常年配备不足，医生经常要承担搬运患者的工作。一旦遇上“重量级人物”，急救就会难上加难。

有天傍晚，我们又接到关先生家属打来的呼救电话，大家的心一下揪了起来。由于过度肥胖，经常突发心衰喘憋、呼吸困难等病症，30多岁的关先生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急救站的“常客”。“120”的医务人员隔三差五要赶往他家。最让人发愁的是他那400多斤重的身体。尽管关先生的家就住在一层，但要通过狭窄的房间和楼道把他平稳地抬到救护车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甚至需要借助消防员和民警的力量，大家使出吃奶的劲，一起“托”“拿”“举”“放”，前前后后要忙活一个多小时。

当然，急救医生也不全是辛苦，也有突如其来的惊喜。比如当“助产士”，亲手迎接新生命。

那年春天，有位孕妇夜间突然肚子剧痛，凌晨1点打来电话求助。刚把孕妇抬上车，经验丰富的搭班护士柳姐就跟我说：“八成要生在路上了！”我迅速做好了接生的准备，发现胎头已经露了出来，但胎膜还没有破。进行消毒后，我们完成了一系列破膜工作，并将胎儿口鼻处的分泌物清理干净。柳姐握着产妇的手指挥产妇“使劲”。随着一声清脆的啼哭，婴儿顺利诞生了！

那天返回到急救站时，已经是凌晨四点多，但我和柳姐以及司机师傅三个人还都兴奋着，甚至还给新生儿起了好几个名字。

除了抢救突发疾病的患者，我们也经常到事故现场急救。2012年秋冬交接之际，因突降冻雨，京平高速发生特大事故，几十辆车撞到一起，伤情严重。正值上班高峰，高速入口处已经被完全堵死。我们只好调转车头，从辅路开到下一个入口后进入，又冒险逆行开到事故发生地附近。最后一段路，我和护士只能拎着急救设备，深一脚浅一脚在车缝中搜寻伤者。

入职10年来，诸如此类惊心动魄的事，我遇到太多太多了。守着“120”这条生命呼救专线，必须天天与紧张、压力相伴，但我不抱怨，也不后悔。因为，我们的努力关系到生命的延续。

在生活中，还有比救活一个人更欣慰的事吗？

（本报记者田雅婷整理）

记者手记

“我愿守着‘120’”

本报记者田雅婷

急救医生是12小时工作制，早八点至晚八点，每四天再轮值一次夜班。通常，韩鹏达会在早上7点30分到达急救站，然后换衣服，借仪器。

8点之前，需要把急救箱、心电图机、监控仪、氧气、便携式O-TWO呼吸器、气管插管设备等一样样搬到车上。冬天还要带上碳氧检测仪，因为这季节煤气中毒事件比较多。

之后就是待命。

一般来说，每天至少要跑六七趟，最多一次，他一天内出诊14次。“几乎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更别说吃饭了。”韩鹏达说，任务来了，即使是刚端起盒饭，也要马上放下，出发。等救援回来，饭菜都凉了，而且通常也累得吃不下去了。

工作强度高、饮食没规律，但在韩鹏达的讲述中，一切却显得那么平常。眼前的他瘦弱、斯文，一副黑边眼镜架在白净的脸上，让人很难与风风火火、救人于生死之间的急救医生联系到一起。

当他讲到搬运超重患者时，我不由得打量了一下他的胳膊——很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