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学校都能卓越

    多年来在许多地区，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树立的学校“典范”和“榜样”，包括倾地区财力打造的所谓“名校”，并没有在全面提高全体师生的综合素养方面提供可以充分延伸和推广的经验。事实上，即便是在环境、条件、体制、评价都不完善、不理想的前提下，每所学校也都有自己发展、提升的巨大空间。

一

    一所学校要办出特色和质量，与校长或学校领导班子的认识水平和发展思路直接相关。我们现在还不能期待城乡之间、重点校和薄弱校之间的差距在一时间就能完全弥合；也很难期待理想中的公立学校教育的均衡发展在所有地区都做得尽善尽美，抑或是能像部分国家那样，所有的公立学校都使用同一张建校图纸、配有同样的条件设备、拥有同等水平的充足教师、掌握学校发展必要的资金和资源。所以，等待外部支持和物质的条件、等待体制的完善，并以此做前提来考虑学校自身的发展，是很难看到学校改革和发展的真正前景的。

    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广大中小学还普遍没有今天的条件，但是在发展教育、推进改革的积极性和思路的开阔等方面，却有许多值得反思、学习、借鉴和令人敬佩的做法。在西部、在农村，不少学校买不起钢琴、办不起管乐队，他们就用二胡、笛子、瓶子、碗等器物，通过挖掘地方戏、民族舞蹈等，作为开展音乐教育、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抓手，将学校教育办得有声有色，广大师生均受益匪浅。

    当年在陕西铜川的山区，一所物质条件很差的乡村小学，却引来了很多的参观学习者。由于校长精打细算地将学校的几亩地开辟为师生学习种药材的地方，引导学生在家里的房前屋后培育药材，不仅改变了学校经费捉襟见肘的窘境，也使学生购买书报的经费有了着落，提升了教师和学生在读书以外的综合能力。与那些等靠条件，眼光只看着重点学校的校长相比，这所乡村小学校长的过人与卓越之处，就在于他能充分认识和对待现实中的各种问题，并能从学校的实际出发，确定清晰和务实的发展思路。

    同样是在铜川，当地的一中虽和其他地方的一中一样不可避免地是应对高考的重镇，但该校的校长和教师并不把应付高考当作唯一的发展出路。连续多年，该校的不少学生连续在科技发明方面作出突出成就，在教师指导下，学生的调查、建议和发明也受到了地方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不仅铜川市的副市长要经常听取学生的治市建议，该校主抓科技方面的老师也被评为“全国十佳”。与许多大城市的名牌学校相比，铜川一中的条件是相对寒酸的，但他们创造的经验、形成的传统，使得他们在教育探索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并不逊色。

    退一步而言，即便是在环境、条件、体制、评价都不完善、不理想的前提下，每所学校也都有自己发展、提升的巨大空间。比如北京海淀区的105中，通过将近一年的语文教学实验，使以往被认定的薄弱学校、薄弱学生，在中考中打了令人震惊和信服的翻身仗，不仅学生的语文水平有了大面积的提高，海淀区有十余所学校也参与到该项实验中来。在这些学校校长、教师的成功探索之中，没有怨天尤人、没有强调条件、没有纠结于形式和概念，而是在校长、教师、学生和家长之间达成了共识、信任与决心，根据学校和学生的特点，去做由低到高、由简到繁的持续努力。可以说，真正有价值的学校特色和质量，是会在认清规律、尊重现状和务实探索的过程中自然生成的。

二

    曾几何时，不少学校打出了“愉快教育”“幸福教育”“快乐教育”“生活教育”等令人兴奋的概念，使得一些后来者颇感中国的丰富语言文字也到了“用时方恨少”的困境。

    其实，所有已经办出特色和质量的学校，尽管他们打出“品牌”的概念有所不同，但其内涵是大体一致的，都符合那些最基本的教育教学规律。包括：以人为本、多元智能、知行合一、教学相长、自主学习、授人以渔、文化认同和建设学习型组织等。而其发展和探索之所以能获得可观的实效，全在于他们能充分认识自身的问题，并能立足学校、学生及地区的实际推进工作，而不是只在玩弄概念等方面做表面的文章。

    另外，在判定一所学校的经验是否可学、是否能学、其核心原则与方法是什么、是否有推广价值等问题上，教育的管理者和学校校长一定要有清醒的头脑。对于那些靠特殊扶持、靠非常规运作形成的学校“优势”和“名望”，其经验并不可取，对于整个公立教育体系和众多普通学校而言，不仅没有价值，还有极大的腐蚀作用。

    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对于中国公立的中小学而言，考量一所学校是否办出特色、质量，走向卓越的硬性标准只有两个：一个是任何探索尝试都符合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另一个就是在因校制宜方面能充分地挖掘潜力。二者的结合便是学校自然生成特色与质量的重要基础。

    如果学校是一所普通学校，或者是薄弱学校，最需要改变的并不是生源“质量”、教师资质和物质条件，而是学校的办学思路，是对学校和社会环境的充分认识，是对教育基本规律的认识与坚守，是对师生权益的充分尊重，是全学校形成对自身文化制度的广泛认同。

    美国电影《卡特教头》是一部以真实故事为背景的教育影片。讲的是一所“薄弱”高中（只有50%的学生能毕业，剩下的只有6%考上大学，三分之一的毕业生因生活窘迫日后有犯罪经历）的篮球教练卡特，坚持要求即将毕业的篮球队员学好文化，却遇到了来自家长、校方、学生和社会的重重阻力，甚至学校委员会也难以坚定地支持他的这一主张。但是，他凭借坚持、真诚和负责任的使命意识，让所有学生从内心感动并成长，最终从球员变成大学生、从男孩变成男人，也使学校的办学思路和教育质量发生了改观。在很多时候，一所学校的改变和发展是有自己的逻辑和轨迹的，从一个方面突破也会推动整体和系统的改善。

    对于普通学校或薄弱学校而言，学习当下“重点学校”的模式，路是肯定走不通的，寄希望于外力和制度的改善也还需要耐心。根据笔者多年有限的调查发现，即便在普通或薄弱学校，学生和教师的发展潜力也都是巨大的，关键是学校能否通过正确或适宜的方法将其激励和焕发出来。一旦将学校的制度和文化调整到能激励和焕发师生的能力与智慧，能得到他们的参与和认同，学校的特色和质量就会显现出来，并能积淀更具推广价值的经验和成就。

三

    一所学校要发展、要形成特色、办出质量，校长或学校的领导集体首先要解放思想，不被僵化的思路和体制所左右。比如说，长期以来在教育界总流传着这样的说法，“高考是指挥棒”“高考不改，学校教育无法改善”。其潜台词是，如果高考制度依然延续，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教育教学，就只能是死记硬背，就不能超越教材、教参和考试大纲，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教师的专业发展也不能有更积极和深入的拓展。

    对此，笔者曾在2006年关于“高考压力是个幌子”的专题对话中指出，即便在高考制度并不完善（其实我国的高考考试一直在做着积极和多元化的探索）的前提下，各级学校教育还是有很大的改革与探索空间的。除此之外，类似于“教育体制不改，学校无法改”“教材体系不改，学校无法改”等说法，也都是禁锢学校发展、影响学校自主创新的不充分理由。

    多年来，在与部分普通学校、薄弱学校的校长交流时，我经常会引用白天佑先生的一个主张，就是要突破总是强调“高起点”的习惯思维，不怕从最低的“低起点”开始实践和探索。因为所谓的“高起点”，只是适应大约20%的知识精英学生的教育思路，而剩下的80%的学生只能做可怜的“陪绑”，而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很可能具有做体育精英、商业精英、艺术精英、交际精英、管理精英、军事精英、政治精英等的巨大潜质。相反，如果采用“低起点”的思路和方法，却能适应所有的学生。只要方法得当、适宜，学校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是指日可待的。在这方面，不仅前面提到的部分学校的实践可以作为印证；目前，不少职业学校、民办学校的探索也能提供丰富的案例支持。简而言之，如此才是解决学校质量全面提高、破除“生源决定论”魔咒的辩证思路，其理论依据不仅有美国学者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也有中国传统“因材施教”“因地制宜”“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等思想和智慧的充分支撑。

四

    在谈及大面积提高学校教育的质量、每所学校都能走向卓越的话题时，对于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而言，积极的作为、正向的努力和思路的调整也是必需的。

    仅从“政绩”评价的方面看，除了考分，我们现在还有什么是对学校“有用”的标准？对此教育主管部门和社会舆论还缺少负责任的解释和作为。几年前，在南方的一所小学，学校的文化建设、教学科研、学生自主学习等都发展得很好，就是因为一次统一考试，该校的平均分比单纯抓强化记忆的第一名少了零点几分，学校便招来了教育主管部门、社会舆论等方面的重重压力，已被社会充分认可的各项改革探索也受到了无情的打击，而教育管理和督导评价部门却没有人站出来为这些积极的探索主持正义。类似这样的案例在全国还有不少，从某一方面说明，在学校办出特色和质量方面，大环境还是需要优化和改善的。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多年来在许多地区，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树立的学校“典范”和“榜样”，包括倾地区财力打造的所谓“名校”，并没有在全面提高全体师生的综合素养方面提供可以充分延伸和推广的经验，正在蔓延的所谓“学校集团化”“普通学校挂靠名牌学校”“名校办民校”等备受质疑的做法，也在相当程度上干扰了常规的学校管理，只有少数的重点学校受益，而绝大多数学校则看不清自己发展的方向与出路。其最直接的后果是，恶性择校现象越演越烈，评价标准模糊不清，多数学校缺少希望与活力。

    为了鼓励所有的学校在公平竞争的平台上充分发展、百花齐放、作出贡献，充分调动校长、教师、学生、家长和地方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门在转变职能、提高服务质量的同时，还应解放思想、改善思路，着眼于整个学校教育的和谐与充分发展，为所有学校找回自我和卓越发展创造更和谐、积极的氛围与环境。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