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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4年08月11日 星期一

    今日书评

    当代俄罗斯文学的全景图

    ——评《当代俄罗斯小说研究》

    徐乐 《 光明日报 》( 2014年08月11日   15 版)
    《当代俄罗斯小说研究》

    侯玮红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当代俄罗斯女作家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和她的作品
    当代俄罗斯作家弗拉基米尔·马卡宁和他的作品集

        1991年苏联解体,并不只是单纯的政治事件,它也切断了整个国家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的延续。革命的启蒙话语、集体主义的乌托邦理想被急急忙忙地抛弃,在西方价值形态的四面楚歌中变得面目全非,令人不忍卒视。伴随着社会政治天翻地覆的变化,俄国人试图重新定位自己的价值坐标,渴望有新的知识话语来解读当前矛盾复杂的现实生活——这既是历史对俄罗斯文学提出的要求,也是后苏联文学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侯玮红的新著《当代俄罗斯小说研究》,代表了中国学者从本国视角出发对这问题做出的解答。

     

     

        《当代俄罗斯小说研究》一书的主题宏大,介绍的作家和学者数量众多、文本分析详细、流派整合全面。在纵横自如的结构布局中,使俄国文坛的浩瀚书讯扑面而来。如果作者没有在俄国文学中多年的熏蒸浸渍、披沙拣金,绝对不可能经营出如此浩然的气象、广阔的格局和纵深的开采。从整体描画文学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氛围,到题材和风格的分类爬梳,再到对当代最有代表性的三大流派的历史渊源、流变规律和复杂现状做具体的案例剖析,作者娓娓推演出一幅“历史追溯与现状描述相结合、宏观概括与微观剖析相映照”的当代俄国文学全景图。这不仅有助于中国文学界了解俄国同行们的写作情况,而且也为其他学科的当代研究提供了一个参照。

     

        本书虽是一本学术著作,然而读来却难以释卷,作者对俄罗斯灵魂和当前俄国人心态的准确洞察令人玩味。自俄国民族意识觉醒之日起,个性与集体、自由与权力、西方与东方、怀疑与信仰就成为萦绕在俄国思想界的永恒话题;在社会文化发生剧变的时期,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尤其激烈。作者上溯到19世纪中期“斯拉夫派”和“西方派”、20世纪占据主导的“正统派”和“自由派”的争论,透彻地剖析俄国知识分子的内在困境:当整个国家都在分崩离析彷徨无措之时,他们却丧失了坚定的文化责任感,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当代世界,把荒诞当做人类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普遍的犬儒主义文化心态下,一切都是深渊,存在只是虚幻,因为缺乏与本质意义的联系,历史本身遭到“消解”的危机。

     

        可是,作者的研究表明,历史并非能够被“消解”,而是超出了原有的知识体系和阐释语境,历经劫难重获新生的俄罗斯文学,坚持从人民生活中汲取养料,始终能够触摸到历史发展的脉动。作为历史上俄国人民智慧与良心的布道场,俄罗斯文学肩负时代的忧虑和苦闷,从来都不是纯粹的艺术和个人的喜好,而是力图以冷峻的反思、诗意的话语、丰盈的想象、自由的创造表达人民对自己命运的判断,定义时代的精神内核,从而在自由的创造性基础上领风气之先,为变幻莫测的历史确定情节,概括出如“谁之罪”、“怎么办”、“父与子”、“新人”等经典的时代主题。

     

        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相对应,作者认为这一时期的俄罗斯文学呈现出去中心化、大众化、市场化等多重趋势平行发展,乡村、战争、家庭、城市以及知识分子、国家政治等各种题材争奇斗艳,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现实主义三大主要流派推陈出新的整体样貌。作者将前人的理论成果融会于自己所考察的对象,故用来解释的概念坚实可信,用于引证的批评流派的问学理路则豁然贯通。例如对“新现实主义”这一术语的考证:作者首先简要摘录俄国著名文论家对这个概念的阐述,随后话锋一转,点出真正“大张旗鼓宣扬新现实主义的并不是他们,而是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家谢尔盖·卡兹纳耶夫及其麾下的一批年轻作家”,该派领袖卡兹纳耶夫甚至野心勃勃地试图垄断这一术语的专属权。像这样条理清晰且妙趣横生的文学点评在全书中比比皆是。

     

     

        本书的主题虽然限定在俄罗斯的当代文学,但其研究触角远远超出这一范围,作者以纵深视野贯穿两个多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发展变迁,在浓厚的历史意识中总结当下文学新的特质。全书安排整整三个章节来总论当代俄罗斯文化、文学、流派的发展演变史,而在分类讲述各派文学作品和批评理论的每一章中,都辟出专门一节来勾勒其概念之内涵和外延的历史传承。作者对后现实主义的考察着墨最多,笔力也最为出彩,从源头上指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早发现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危机:现实主义文学在如实描写生活现象的同时,坚信人类的历史发展具有客观的规律,反映出存在的崇高价值和神圣意义之后的俄罗斯文学家——从托尔斯泰到契诃夫,从高尔基到布宁,以及后来的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扎米亚京都在艺术实践和理论探索上突破现实主义的传统框架,呼唤更新现实主义的美学体系;直到20世纪俄国文论大家巴赫金才为这一新的美学体系奠定基础,“提供了一种把世界看作没有高与低、永恒与瞬间、存在与非存在界限的永远变化的眼光”。

     

        作者在回顾的同时也向前展望,依据俄国文学200多年的精神发展逻辑预测未来的总体趋势,彰显出中国学者自身的价值立场和本书对中国文学的现实意义。对于那种既否定本民族价值观又逃避社会意义的虚无主义倾向,作者认为它并不符合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只有那种坚持“强烈的爱国主义、深刻的人道主义、充满自省和忏悔意识及追求自由的民族精神”,保持着“对现实充满忧患,对贫穷、混乱的祖国痛惜乃至哀怨的律动的知识分子的心”的文学,才能够“穿透历史的纷乱扰攘与现实的沉沉暮色,在抚慰人民心灵的同时不忘以理想之光为他们照亮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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