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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史》中译本日前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专家认为，该书有条件成为我国世界文学史、世界文化和文明史研究领域最具参考价值的大书之一——
历时十余年，经过众多俄语专家、译者的努力，《世界文学史》中译本日前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即将亮相今年的上海书展。全书共计八卷，分为十六册（每卷分上下两册），篇幅近1000万字，还有1000余幅珍贵的资料性插图。这样一部覆盖多语种的世界文学史的出版物，将一项世界范围内前所未有的研究成果译介到中国，填补了国内学术著作在这一领域的空白。“这是一套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发展史著作。”9日，在上海举行的出版座谈会上，多位译者、学者如是评价此书的翻译出版。
世界文学史领域的“航空母舰”
这项出版工程的原版是由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历经30余年时间组织、编撰而成。书中的几乎每个专章都是由该领域的专家负责撰写，近50位苏联专业编辑人员参加了这套书的编辑校订。
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多民族、多语种的丰厚的学术力量，使其有可能全面把握整个世界文学史，学者认为，无论在篇幅规模上，还是在涵盖的时间跨度和论及的人类文学史的广度上，《世界文学史》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文学史研究工程，堪称世界文学史研究领域的“航空母舰”。
座谈会上，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翻译研究所所长谢天振回忆说，20世纪80年代初第一次接触到这套书的时候，就深深感慨于其对整个世界文学的把握之全面与丰富。“此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对世界文学的了解相当有限，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文学地图是残缺不全的，有时候是被扭曲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视野开阔了，但这张地图还是不完整。”在谢天振看来，这套书的中文版出版，有助于完善和丰富我们的文学世界观，树立正确的世界文学史观。
一部苏联学者写的《世界文学史》，会不会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痕迹？革命的意识会不会影响对文学史事的判断与评价？面对问题，最初负责统筹该书中文版编辑工作的上海文艺出版社资深编辑赵南荣告诉记者，着手编辑之初，他也有所顾虑，直到编完全书才完全放下心，“不是说毫无意识形态痕迹，个别术语确有痕迹，但这种痕迹丝毫不影响这部著作的严谨”。
“它不仅坚持任何领域都存在客观的历史规律性的世界观，而且坚持在选择和评价文学史材料时，努力反对这样一种做法：低估所谓‘小’文学的历史重要性，认为个别区域的文学起‘超群的’作用，由此而产生对其他地区文学艺术成就的轻视。”多位参与此书翻译工作的学者如是评价。
拓展我们的世界文学眼界
长期以来，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主要是局限在欧美和亚洲国家的文学、文化方面，而对世界其他众多民族和区域的文学、文化的研究，基本上是一片空白。与国内流行的世界文学研究相比，这部《世界文学史》超越了我国学界习惯的狭隘的世界文学概念，论述所涉及的民族和区域几乎涵盖了全世界各个有文明记载的民族和区域，特别是南美、中北美、非洲、亚洲（包括南亚、西亚）、大洋洲等许多区域的一些我国学界资料罕见的文学创作，在这套书中均得到广泛发掘和阐述。
此外，在论述方法上，著作采用编年体体例，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一方面将文学现象放入文学发生的社会现实背景中去考察、阐述，另一方面采用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研究方法，揭示了世界各民族文学文化流播、传承、发展的规律和不同特色。
“可以说，这是一套在尊重世界各民族文学史事实的基础上，运用丰富而翔实的资料资源，全方位、多语种地对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文学发展，进行全面梳理和阐述的准工具性文学史著作；同时，作为一套规模宏大的文学史学术著作，它广泛而详细地研究了产生过文学现象的各民族（无论大小）历史中的重要作家、重要作品、重要文学潮流和相关社会背景，以及这些民族的文学之间所发生的交流和影响。”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陈征说，早在20世纪9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曾组织一批专家翻译《世界文学史》的几个篇章，其后因故中断。200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式将这一翻译出版工程立项，但立项之后的六、七年进展一直缓慢。“翻译的难度是一个方面，经济上的担忧也许是更重要的方面。”陈征坦言，出版界近年来弥漫着一股浮躁心态，就是只想短平快地做畅销图书，尽快获得出版效益。而那些需要坐冷板凳，花费大量时间编辑的真正有价值的图书未必能得到充分的重视和投入。
记者了解到，《世界文学史》中译本由著名学者刘魁立、吴元迈担任总主编，120余位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及北京、上海高等院校的老中青三代俄语翻译者参与翻译，童炜钢、娄自良、陈松岩、白春仁等10位著名俄语翻译家担任分卷译稿审校。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认为，作为世界文学史研究领域的一项标杆性工程，八卷本《世界文学史》有条件成为我国世界文学史、世界文化和文明史研究领域最具参考价值的大书之一，或将有力推动我国在世界文学史、文化史领域的深入研究和教学。多位学者也对此书出版寄予厚望：“这样一部《世界文学史》，不仅可以拓展我们的世界文学眼界和世界文学概念，而且还可以为我们的文学史研究提供丰富而翔实的文学资料。”
（本报上海8月10日电 本报记者 颜维琦 曹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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