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叮咛

    儿时，我每出家门，至邻庄玩耍，或至三里路外的高作镇上购笔墨，母亲都要叮咛再三，防备被狗咬，小心失足落水。1954年，我在盐城中学读至高二，因病辍学，次年夏，申请退学，以社会青年身份，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从本科到研究生，读了八年多，毕业后，在上海师范大学任教，后调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复旦大学是教我在知识的汪洋大海中畅游的伟大母亲，而其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是指路明灯，照亮我前进的道路，更似母亲的叮咛，要终身记取，切实遵行。1964年5月，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顾炎武北上抗清说考辨》，经答辩委员会投票通过。走出复旦大学大门，已逾半个世纪，而母校复旦校训，一直像母亲的叮咛，时时在我耳边回响。

    校训源自《论语·子张》：“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事实上，这正是复旦大学优良校风的体现。以我就读的历史系而论，教我们世界古代史的教授周谷城，在课堂上多次告诫我们，要于学无所不窥，由博而约。他本人就是个典范，他不但精通外语，更精通史学，以一人之力，写成《中国通史》《世界通史》，20世纪40年代由开明书店出版。1927年，周谷城投身湖南农民运动，任湖南农会秘书长，打土豪，反封建。大革命失败后，他到上海教书，是著名的反蒋爱国的民主教授。

    又如教授周予同，在课堂教导我们，不管见到什么书，都要翻翻，要懂得目录学、版本学，又教导我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回忆他与周谷城在五四运动中参与火烧赵家楼，亲眼见到匡互生点火的情景。20世纪40年代，他们是反蒋、反独裁、争民主的“上海大学教授联合会”主席，有很大的社会影响。

    我研究生时的指导老师陈守实，是梁启超的弟子。抗战时，他投笔从戎，参加新四军，任苏南行署文教科长。战争环境下，常要夜行，他眼睛近视很深，骑马甚不便。粟裕同志劝他还是返沪到大学执教为好，他才重回教育岗位。

    三位老师以及教授蔡尚思、谭其骧、王造时、程博洪等都是“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楷模，我荷蒙教诲，幸何如也。

    我在复旦大学读本科时，遍读文史书籍，换过三个借书证，读研究生时，在善本书室，有多种康熙初年的刻本，如《砥斋集》《海右陈人集》等，还是我第一个掸去书上的灰尘，以前无人读过。研究生毕业论文通过，等待分配时，又蒙蔡尚思师特别关照，给我一把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室（内部）的钥匙，使我看了包括汉奸、托派、无政府主义者等等的书，开阔了视野，丰富了知识。我关心国事，心忧天下。我是1967年冬上海第一次炮打张春桥的“1·28”事件的策划者之一，并写了“点将录”传单。为此，受到张春桥的走狗徐景贤、徐海涛、杨一民、张惠民之流的迫害，我先后三次被隔离审查，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被平反才停止。在丧失自由的日子里，我“切问而近思”，彻底反思“文化大革命”。从1977年至1979年，我先后发表了《究竟谁是牛金星》《株连九族考》《“万岁”考》《烧书考》等杂文。《“万岁”考》发表后，更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

    20世纪80年代初，我清醒地看到，贪官日多，民甚厌之。为了总结中国历史反贪的经验教训，我主编了近百万字的《中国反贪史》。此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后由中国出版集团、人民出版社重版，并获得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事实证明，古今往事千帆去，唯有校训一篷知。我将牢记母校复旦校训，继续前行，生命不止，奋斗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