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与宁夏,密不可分。他是宁夏的一张文化名片。
宁夏文联副主席刘伟告诉记者,他在宁夏文联工作了20多年,几乎每次到外地出差,总会有人打听张贤亮的情况,或是文学创作,或是生活起居。当然,还有一些人常常问:“张贤亮还是你们文联的主席吗?”
其实,张贤亮早已卸任了,不过,他还是宁夏文联的名誉主席。虽然不再担任实职,但他仍然关心着宁夏文联的工作,而大家对这位78岁老人的关注度,也并没有因其年龄的增高、创作的减少而有丝毫减弱。
张贤亮,以骄人的创作实力和文学成就,以及在文化产业开发上的非凡作为,让世人瞩目。
家喻户晓
“宁夏有个张贤亮。”这是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文化现象。目睹他当时近乎井喷式的文学创作,小说一篇接一篇地相继问世,有人惊呼:张贤亮值得关注!
有人说,看了张贤亮的小说,才知道有宁夏。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记者当年也曾关注过张贤亮,不但关注他,而且羡慕他、敬佩他。
1979年,当时宁夏的文学刊物《宁夏文艺》还是双月刊,可就在那一整年的6期刊物上,竟然接连发表了张贤亮的4篇小说,而且每一篇都不同凡响,《吉普赛人》《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在这样的春天里》,至今印象深刻。
张贤亮当时只是锋芒初露,但记者的好友李松柏却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张贤亮将来肯定会成为大作家。”记者当时还觉得这有点不可思议,但没过几年,预言就得到了验证。
很快,张贤亮就不满足在本地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了,他的作品在《当代》《十月》《收获》等重点文学刊物上频频亮相,其创作实力令人刮目。
许多读者至今对他的创作还如数家珍:短篇小说《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肖尔布拉克》《初吻》;中篇小说《河的子孙》《龙种》《土牢情话》《无法苏醒》《早安!朋友》《浪漫的黑炮》《绿化树》《青春期》《一亿六》;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几乎篇篇都有影响,篇篇都有不小的知名度。
此外,张贤亮的长篇文学性政论随笔《小说中国》,散文集《飞越欧罗巴》《边缘小品》《小说编余》《追求智慧》《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等也都备受瞩目。
张贤亮曾三次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多次获得全国性文学刊物奖。他的小说有9部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他的作品被译成30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
这样的文学成就,不仅在宁夏绝无仅有,在全国作家中也实属罕见。众望所归,张贤亮成为中国新时期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正因为如此,高等院校的当代文学教材中为他单设了章节。
为了表彰张贤亮的文学成就,20世纪80年代中期,宁夏曾为他举行隆重的表彰会并给予其三级工资的奖励。
张贤亮的文学成就,自然引起了各类媒体的关注,前来采访的记者纷至沓来,有关他的报道,更是不可胜数,而且前后持续了30多年。有的记者,专程为他来到宁夏;有的记者来到宁夏,便希望采访他,把他当成“新闻的富矿”。
一些社会名流、文化名人来到宁夏,一般都要求与张贤亮会面,他也总是热情接待。这种状况,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在他创作进入高潮时,是如此,在他创作减少时,依然如此。
“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诗人李白的这两句诗,正好反映了当时一些人的心态。
评论家阎纲以《宁夏出了个张贤亮》为题,分析介绍了他的文学成就。“宁夏有个张贤亮!” 一家刊物更是以此为题刊发了长篇报道。
当时,宁夏文坛上“二张一戈”(张贤亮、张武、戈悟觉)颇负盛名,尤以张贤亮为领军人物。张贤亮,这三个字在宁夏几乎是家喻户晓。
立体文学
其实,张贤亮既不是在宁夏出生的,也不是在宁夏长大的。他到宁夏时已是一个19岁的青年。
张贤亮祖籍江苏盱眙,1936年生于南京,父亲曾在国民政府里担任要职。1955年,他与母亲、妹妹随两千名北京移民一起来到宁夏,在贺兰县的黄河岸边落户。
后来,这批北京移民在当地组建了京星农场,而高中肄业的张贤亮,凭借良好的文化基础,到宁夏不久就担任了文化教员。但没过多久,他便因在文学刊物《延河》上发表诗歌《大风歌》而被打成“右派”。此后,张贤亮被安排在西湖农场、南梁农场等地“劳动改造”,所受错误处理也在此期间不断升级,时间长达22年。
张贤亮能在冤案平反之后在文学创作上异军突起,绝非偶然。虽然历经艰难,但他始终没有消沉。相反,他利用一切机会学习、思考,甚至将《资本论》反复“啃”了多遍。所有这些,都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素材。
张贤亮的成功,并不仅仅体现在文学创作上。
1988年,张艺谋执导的电影《红高粱》斩获国际大奖,其主要外景地银川西郊的镇北堡也逐渐进入人们视线。1992年,记者在《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上分别发表了题为《红高粱“红”了镇北堡》《影视界看好宁夏“外景地”》的文章,这也是有关电影《红高粱》外景地的最早报道。
两篇报道吸引了镇北堡所在地贺兰山林草试验场时任场长袁进琳(现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的关注,他不仅将这两篇报道大量复印,广为散发,而且就此率先提出恢复外景地、发展旅游事业的初步设想,得到各方的热烈响应。在具体筹划时,大家一致认为此事应该由张贤亮牵头,借助他的名望和号召力促成此事。
张贤亮果然不负众望,他不仅当仁不让地扛起了这杆大旗,而且不断完善、提升最初的创意,使这个昔日废弃多年的、充满羊粪气味的古城堡,逐步发展成为今天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和5A级旅游景区。
作为当时被邀请的唯一记者,我至今仍记得大家1993年初在林草试验场的两间小平房里开会筹划的情景。为了促成这件事,张贤亮可谓不遗余力,他不仅拿出了自己的所有稿费,而且还动员国外的朋友为此投资。
记者也满怀激情地给予呼应,马上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中国西部影视城第一笔外资到位》的报道。可以说,西部影城的每一个创意,都来自张贤亮,都凝聚着他的智慧和汗水。
经历20多年的不断更新,镇北堡西部影城的各项功能日趋完善。近年来,在景区内复原的老银川一条街等诸多景点,更是大大丰富了影城的内涵。
张贤亮曾对记者说:“如果说,我创作的小说是‘平面文学’的话,那么,西部影城就是我创作的‘立体文学’。”
我相信,这样的“立体文学”,是没有几个作家能够创作出来的。
现在的西部影城,集观光、娱乐、休闲、餐饮、购物、体验于一体,成为中国西部题材、古代题材影视剧的最佳外景拍摄基地,已被文化部确定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成为“宁夏之宝,中国一绝”。
张贤亮创造了这一“宁夏之宝”,他又何尝不是“宁夏之宝”呢?
扶危助困
20世纪80年代,张贤亮声名鹊起,各地纷纷向他伸出橄榄枝:请他讲学的络绎不绝,甚至一些地方更是以极为优厚的待遇邀请他去安家落户,希望他能成为那里的文化名片进而产生“名人效应”。
张贤亮也曾多次应邀出访国外,海外定居对他来说易如反掌。但是,张贤亮哪都没去,他“不可思议”地留恋这个曾经让他“在盐水里反复泡过、在碱水里反复煮过”的地方,留在了这个曾被不少人误读、经济文化至今也够不上发达的小省区。
张贤亮热爱宁夏这块神奇的土地,为她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
改革开放初期,外界对宁夏了解较少,有人甚至把寄给张贤亮的信寄到了宁夏以外的地方,信封上居然出现了“甘肃省银川市”“青海省银川市”“甘肃省宁夏银川”等莫名其妙的写法,宁夏日报就此展开了“宁夏在哪里”的讨论。
宁夏渴望被认知。
张贤亮为此感到不平,他不仅利用外出的机会宣传宁夏,而且亲自撰文赞美宁夏。这位作家把面积不大、人口不多的宁夏称作精致的“盆景”。这个提法,既新鲜又形象。
张贤亮热心慈善,扶危济困,为宁夏人民做了许多善事、好事。在最近十几年里,他连年向希望工程捐款。哪里受灾、谁有困难,他都会伸手援助。2010年,他发起“救生行动”,此后每年都拿出150万-180万元,救助那些家庭困难的大病患者。很多患者通过他的资助,得到了及时医治,缓解了经济压力。
“希望工程特殊贡献奖”“中国十大慈善人物”等等,这些奖项和称号是对张贤亮慈善事业的最好注脚。2010年,他又出任了“宁夏慈善大使”。
就在采写此稿时,记者得到消息:由张贤亮担任董事长的西部影城向银川穆斯林孤儿院捐款10万元,资助83名孤儿的生活和学习。
而对宁夏的文学艺术事业,张贤亮更是给予全力支持。宁夏文联原副主席冯剑华告诉记者,对那些获得了全国性奖项的文艺成果,他还要比照奖励标准再补发一次奖励。
宁夏文联现任主席郑歌平向记者透露,张贤亮虽然不在文联工作了,但他仍然关注宁夏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仍然把文联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办。
2012年,中国文联在北京举办“百花迎春”活动,其中的“宁夏板块”邀请张贤亮参加。当时,张贤亮正在生病,但他还是带病前往。当有关人员向他通报准备创立宁夏文艺基金并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时,张贤亮当即表示同意,并希望有关部门尽快拿出方案。
一杆大旗
张贤亮的影响广泛而深远,超越了文艺界,超越了知识界,超越了省界,甚至超越了国界。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之际,张贤亮被评为“影响宁夏50年人物”。随后,他又被评为“宁夏当代名人”,这对他来说都当之无愧。
《朔方》(其前身是《宁夏文艺》)杂志常务副总编、作家漠月对张贤亮的文学成就给予了这样的评价,他是“挺立潮头、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并且善于用文学形式表达思想、观点的作家”,其作品具有时代性、思想性、前瞻性和预见性。
冯剑华则称赞张贤亮:“自觉超越苦难的历程,在真理的天堂里寻找并试图解答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的小说“体现了一个人道主义作家高尚的情怀、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良心。”
宁夏文联副主席刘伟对记者说,张贤亮虽然年近八旬,但他始终紧跟时代,对政治问题很敏锐,思想一点儿也不僵化,有些见解甚至是超前的。他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宁夏文艺界的领军人物。
张贤亮曾经长期担任宁夏文联主席、作协主席,在组织宁夏文艺家进行艺术创作中,他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漠月认为,张贤亮对宁夏文学艺术的主要贡献,还是影响、引导和带动三个方面。
“张贤亮是一杆大旗!”漠月对记者说,他很好地发挥了标杆作用,他让宁夏许多作家有了学习的榜样,也提振了他们的信心:宁夏,同样可以产生有全国影响、乃至世界影响的大作家。
宁夏文艺界曾以“好大一棵树”来比喻张贤亮,也曾为这棵树的孤独和宁夏文艺界在一段时间内的沉寂而感叹、忧虑。
然而,在张贤亮这杆大旗的感召下,宁夏的青年作家很快地成长起来。先是崛起了“西海固作家群”,紧接着又形成了以石舒清、陈继明、金瓯为代表的“三棵树”,随后又产生了季栋梁、漠月、张学东等令人瞩目的“新三棵树”。中国作协等单位还在北京专门为宁夏的“三棵树”和“新三棵树”现象举办了研讨会。
无论是“三棵树”,还是“新三棵树”,都是以张贤亮这“好大一棵树”而为榜样的。
现在的宁夏,“作家林”枝繁叶茂,新秀俊杰更是如雨后春笋,成为一道耀眼的文学景观。对此,张贤亮感到很欣慰。
有人评价,宁夏的文学成就在全国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对于这样一个只有600多万人口的小省区来说,相当不易。这其中,张贤亮的作用功不可没。
坦然面对
对于张贤亮的作品,很早就存在争议,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青年报曾就张贤亮的中篇小说《绿化树》展开了长达数月的讨论,各种评论针锋相对。紧接着,他的长篇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也引起广泛关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甚至成为一句流行语。如此密切关注一个作家的创作,在那个时期并不多见。记者至今仍记得,一位熟知的语文教师对张贤亮的创作大发议论,随后也提笔加入到上千人的评论大军之中。
张贤亮的有些小说,曾经被人误读。他的《早安!朋友》因为写了中学生的早恋和性觉醒,甚至一度遭到封杀。2010年,他创作的《一亿六》也是毁誉参半。面对各种评论、非议,乃至不公平的对待,他总是坦然面对,很少站出来辩解或反驳。
198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前夕,要拍一部献礼影片,开始弄了几个剧本都不能通过。于是,有人提议请张贤亮出马。
张贤亮临时受命,不讲条件,不计报酬,很短时间就拿出了电影剧本《我们是世界》。然而,不幸的是,这部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耗资100多万元的电影,最终的结果是:除了宁夏自己买了两个拷贝之外,全国各大电影公司无一问津,甚至在宁夏也没有放映几场。
为了寻找失败的原因,吸取其中的教训,1989年,记者就此进行了多方采访。当然,这个采访不能“放过”张贤亮。
张贤亮的真诚与坦然,让记者至今难忘。对于别人的评论,他虽然不能同意,但也没有一概否定。对于亲手创作的剧本,他也没有做过多的辩解,甚至没有要求记者写好报道后送他审阅。
这篇报道一出炉,社会反响强烈,张贤亮并没有为此给记者找过任何“麻烦”。相反,他与记者的关系变得更紧密了。
20世纪90年代中期,镇北堡西部影城遭遇难题,居住在镇北堡内的几户农民拒不搬迁,甚至对前来拍摄影视剧的剧组漫天要价。张贤亮无可奈何,只好给我送来有关材料,希望通过媒体反映相关情况,让影视城尽快纳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2012年11月,一条“张贤亮包养5个情妇”的谣言在网上疯传,引起社会一片哗然。这对于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构成了不小的伤害。
记者就此事展开深入采访,并在《光明日报》上作出了“以正视听”的报道。真相大白,造谣诽谤者浮出水面,然而张贤亮却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一再表示不追究造谣中伤者的责任。非但如此,他还设身处地地为那个涉世不深、偶然犯错的年轻人说了不少好话。
张贤亮的宽宏大量,让许多人感动。
郑歌平赞赏张贤亮的为人和境界,尤其令他敬佩的是,张贤亮的多才多艺。见到书法家,他能聊书法;碰到美术家,他能说美术;遇上音乐家,他能谈音乐;接触戏剧家,他能讲戏剧;而与有文学修养的人谈古典诗词,那就更不在话下了。无论说到什么,他都能说出个子丑卯酉,都能谈出真知灼见。
逢年过节,宁夏文联组织慰问活动,张贤亮都会婉言谢绝,也不肯接受任何慰问品。他总是对有关人员说,我这里什么都有,什么都不需要,你们还是去慰问别人吧。
2008年,张贤亮成为宁夏第一棒奥运火炬手。他在现场激动地说:“我始终感谢这片土地,感谢生活在这里的600万回汉同胞!在宁夏,我没有虚度年华!”
同样,宁夏人民也感谢张贤亮的特殊贡献。2014年初,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委员、宁夏文联副主席哈若蕙向政协大会提交提案,呼吁兴建“张贤亮文学馆”以表彰他对宁夏文艺事业的杰出贡献。
宁夏有张贤亮,是宁夏的幸运;张贤亮在宁夏,更是他的骄傲。(本报记者 庄电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