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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4年08月05日 星期二

    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校园巡礼

    承洙泗遗韵 沐千年儒风

    ——曲阜师范大学与孔府档案整理

    赵秋丽 周振兴 王海红 《 光明日报 》( 2014年08月05日   04 版)
    曲阜师范大学校门。资料照片

        雨后的清晨,记者来到尼山之麓、洙泗之滨的曲阜师范大学,微风中凉爽惬意,仿佛能听到圣贤的低语吟诵。

     

        在曲师大孔子文化研究院的书房里,有一套1985年出版的《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如今已成为研究儒学的基础资料。它的整理出版本身一波三折,折射出了我国儒学研究的风雨历程,也见证了几代学者的儒家情怀。

     

    在困境中创一片天地

     

        “曲阜是儒家文化发源地,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在孔孟桑梓之地建一座师范大学,传承‘孔颜型范’之师道,弘扬中华之文化,是时势使然。”曲阜师范大学教授骆承烈年近八旬,如今已是知名的儒学学者,他在曲师大六十载,经历了儒学研究的漫漫长夜,也见证了其春暖花开。

     

        “1956年,曲阜师范大学的前身山东师范专科学校,从济南迁址曲阜,算是补上了孔子故里没有大学的缺陷。第一任校长是由周恩来总理委派的高赞非先生,他是国学大师梁漱溟和熊十力的高足,对儒学的研究一直情有独钟。建校之初,高赞非就组织学生开展对曲阜文化资源的系统调查,大量收集和收购儒家文献。日积月累,所集资料十分可观。”骆承烈说,“为收集反映儒家思想的最前端资料,参与整理和选编孔府档案就成了曲园建校至今一直在做的一件大事。1963年7月,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公派,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带领7位同志来到曲阜,和曲阜师范学院共同建设这一世纪工程。”

     

        孔府档案形式多样,包括题本、咨文、申告、喻示、牌传、碑文等等,处处都记录和反映着儒家思想。康熙皇帝题书的“万世师表”、光绪皇帝题书的“斯文在兹”等匾额反映出孔子在封建社会至高无上的地位;《孔子圣迹图》中,包含着人们熟知的“宋人伐木”“苛政猛于虎”等孔子一生的主要活动和言论,具体地反映了孔子的仁爱思想。可以说每一行字、每一方土、每一块石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

     

        《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的前言里,杨向奎的一段话充分说明了整理孔府档案的重要价值:“孔府由于其世袭罔替和不随封建王朝的改换而衰落的特殊地位,得以保存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像这样的第一手私家档案,在中国为仅有,在全世界也不多见……”

     

        当年,工作人员就选出4000余件档案进行收录,写出了几百万字的文稿,但是这项工作没有多久,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

     

    在风雨中保护好中华文脉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讨论孔子思想、研究儒学变成了大逆不道,很多人都因此受到了牵连。高赞非一路被贬,从院长一路被贬为教务长、讲师、图书管理员,直到后来被批斗。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整理孔府档案的工程也被迫中断。”骆承烈说。

     

        那是一段动荡的岁月,但是很多学者选择了坚守,他们明白,退却失去的不仅是几篇书稿,更可能割断中华文脉。

     

        1978年,在中断十几年后,整理孔府档案的工程才重新开始。经过多年修改与审定,这些整理出来的孔府档案用500多万的文字记录下来,成稿定名为《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全书共分三编,共计二十四册。所选内容以孔府的田产、租税、商业、差徭等为主,以专题分类,按时间顺序编排。

     

        孔府档案的整理不仅使得儒学研究有了“根据”,也填补了很多官方历史的信息空白,其中丰富的史料受到档案学、历史学、文献学等不同学科重视。会计史学家郭道扬就曾利用清代及民国时期的孔府账房、司房的记账清册对近代会计史进行研究,在其著作《中国会计发展史》《中国会计史稿》中都使用了孔府档案资料。

     

        这一时期,全国的儒学研究也恢复了生气。1984年9月21日,全国孔子教育学术思想讨论会在曲阜师范大学举行,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等国学大家纷纷来信,国内100多位专家包括数位孔子后裔应邀出席。在此次会议上还成立了中国孔子基金会,使中国的儒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正是有高赞非这一辈学者在风雨中的坚持,才有了今日曲园儒学研究的繁盛。曲阜师范大学副教授宋立林感慨:“至于今日,曲园儒学于学界占一席之地,追其源头,功在先生草创也。”

     

    今日曲师重弦乐

     

        新中国成立以后,郑振铎、单士元、杨向奎等大批学者筚路蓝缕、不畏艰险,为了维系中华文化之精神,在保存、整理孔府档案过程中不遗余力、功勋卓著,但是这条路还远未走到尽头。

     

        “现存的孔府档案文献始于明嘉靖十三(公元1534)年,止于1948年曲阜解放,共约25万余件。”曲阜师范大学校长傅永聚介绍说,“目前已整理的孔府档案数量有限,已有的孔府档案整理成果也全部为选录性质。就《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而言,虽然已有24册,但也仅占曲阜孔府档案总量的1/25。”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成积春认为,以纸质为载体的孔府档案经过数百年时间,已经发黄、变质、变脆,如果不及时进行抢救性保护和整理,这一批珍贵的历史档案将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文献价值。

     

        重重困难之下,傅永聚带领的研究团队开始探索孔府档案整理与研究的新范式。由该团队申报获批的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代孔府档案文献集成与研究及全文数据库建设”开始了孔府档案整理的新征途。

     

        在整理孔府档案的同时,曲园的儒学研究也遍地开花:1998年,曲阜师范大学学者独立完成的卷帙浩繁的《中国儒学史》出版;2003年,以曲师大学者为主编写的《20世纪儒学研究大系》付梓;2014年,全国高校首家国学院落户曲阜师范大学……“郭沂、林晨光、王钧林、杨朝明等一大批有影响的学者,都是从曲师大走出去的。”孔子文化研究院院长马士远说,“这些人都不同程度地受益于曲师大的治学之风,使儒学薪火相传。”

     

        曲阜师范大学的首任校长高赞非曾说:“在曲阜办学,就是要处理好‘荒草’与‘弦歌’的关系。办不好,真的就成为‘文化孤岛’;办好了就是‘遍地弦歌’。”而今儒学兴盛、弦歌未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弘扬,当是不负其所望。(本报记者 赵秋丽 本报特约记者 周振兴 本报通讯员 王海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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