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尼系数的警示

    本期主持人：本报记者 冯 蕾 邱 玥

    本期嘉宾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 苏海南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 李 实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 潘建成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涂 平

1、基尼系数为何不同？

    背景：7月25日，北京大学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指出，中国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1%的家庭占全国超1/3财产，而25%的家庭仅拥有约1%。而今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2013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73，之前曾公布的2012年基尼系数为0.474。

    主持人：部分研究机构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有较大差别。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是否被低估？

    潘建成：“0.73”，这是“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0.474”是“收入的基尼系数”，两者差别较大。“收入的基尼系数”中的收入是流量统计，通常是按年收入统计和计算，其中包括一年内城乡居民所获得的工资收入、奖金收入、经营性收入以及馈赠收入等，每年都不一样。而“净财产”是存量概念，是不断积累的财产，是通过储蓄、投资或消费行为将每年的收入（包括借贷收入）不断转化成财产，比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艺术品、房产、汽车、耐用消费品等等。净财产则还要减去“负债”的部分，比如，房贷的部分要扣除。不同收入群体，随着时间推移，即便收入增速一样，其积累的财产总量会差别很大，比如年收入10万元与50万元都按10%的速度增长，其最后的财产绝对数差距会越来越大，因为基数不一样。

    涂平：财产基尼系数与收入基尼系数不具可比性。研究表明，家庭财产分布比收入分布更不平等。在美国，财产所反映出的差距也比收入大得多。

    李实：过去国家统计局和西南财大发布的是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此次北大发布的是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以房产增值收入部分的收益为例，如果按收入的基尼系数计算，是不计算在内的，但如果放在财产价值的基尼系数计算，它应该计入。

    苏海南：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贫富差距，得出不同结论是好事。结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我们进行对比研究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靠近真相。但对于统计方法，我认为相关研究机构有必要进行更详细地说明。

2、房产在财产中扮演什么角色？

    背景：《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指出，房产是我国城镇家庭财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占城镇家庭财产比例的中位数在80%左右，这与近年来房价快速上涨密切相关。在农村，房产占家庭财产比例的中位数在60%左右，低于城镇家庭，主要原因是农村住房以自建自住为主，土地成本很低，房产价格较低。

    主持人：近些年来，伴随着城市房价的快速上涨，房产在家庭总财产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也加剧了财富不均。

    苏海南：的确，在北京、上海等一些特大城市，拥有一套房就身价不菲。一旦房价下跌，财产就有可能大大缩水。那么，统计中就应科学考虑这些动态变化的因素，就需要科学设计其权重和折算系数。基尼系数严格地讲不是一个统计指标，它是依照一些基础资料，通过不同的方法算出来的。通过基尼系数对居民收入和家庭财产水平、结构以及整个分配格局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不同的研究结果，也有助于不断改进收入调查，改进对基尼系数的计算方式。

    涂平：此次我们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经调查得到数据，中国家庭财产中平均有70%以上是住房，在一线城市的比例更高，如北京、上海均在80%以上。家庭财产权差异体现了城乡差异、区域差异。上海房产的比例高达86.5%，广东的房产比例达74.1%，甘肃则为69.2%。在债务结构上，越不发达的地区负债比例越高，如甘肃的负债资产占家庭财产的13.3%，而上海不到2%。上海的负债主要来自住房，而甘肃主要是非住房负债。省际财产结构差异不仅体现出城市化程度和现代化程度的不同，也反映了房价因素在家庭财产中的作用——大城市房价的持续快速增长使得房产的重要性变得越来越强。

    主持人：农民住房大多没有市场价，家庭财产中如何考虑土地价值、宅基地等因素？

    涂平：我们在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之前，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了解。在调查中通过了解农村居民住房的建筑成本、土地面积、耐用消费品数量、生产工具等情况，估算农村家庭的财产。

    李实：一般而言，如果要计算农民的财产，往往除了房产之外，还需考虑其土地的价值。如果土地有市场价值，可以直接将其作为财产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市场价值，也可以根据其收益进行估值。总之有各种各样推算办法。虽然目前农民对土地没有所有权，但只要拥有收益权，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认为，土地在其使用期间能够为其带来收益，可以将土地作为其没有明确产权的一种财产，这和房产有所不同。

    苏海南：我认为，农民自己的住房应该算在里面，宅基地出让收益可估算一下，但不宜高估。

    潘建成：目前，总体看，国家统计局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与国际接轨。基尼系数不是单独的一项调查，是通过城乡住户调查中收入的微观基础数据进行测算的。相信将来，随着国家统计局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工作的不断完善，我们的数据质量会不断提高。

3、贫富是否出现“固化”？

    背景：《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指出，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我国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主持人：透过不同的基尼系数，我国真实的贫富差距水平到底怎样？

    涂平：我们不应只盯着一个数字，分析数字的变化更有意义。0.73，仅就这个数字而言，在全世界处于中等偏高的水平，欧洲国家大多在0.6-0.8的水平。但我们要密切关注基尼系数的变化，《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反映了近20年家庭财产的基尼系数，这体现了差距扩大的速度，值得高度重视。

    潘建成：从统计结果看，按年收入测算的贫富差距呈现倒“Ｕ”型，曾一度扩大，近年来有所缩小。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3年是0.479，2004年是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2008年0.491。然后逐步回落，2013年为0.473。从具体数据看，居民收入差距呈现收窄的趋势，不过幅度不大。

    苏海南：客观来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偏高的。按照国际标准或者世行的标准，基尼系数0.4以上就表明这个经济体的收入分配存在着很大的改进余地。按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年我国已达0.473，收入分配失衡的问题需要引起高度关注。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足见其重要性、紧迫性。近年来，我国正在抓紧推进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从反腐力度的加大到实行财产登记联网，相关措施正在取得成效。

    主持人：拉美等国很长时间没有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贫富差距的扩大。对于中国，如何防止类似风险？

    涂平：最关键的是防止贫富的“固化”。1%的家庭占全国超1/3财产，而25%的家庭仅拥有约1%。我们对这25%的家庭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他们近年收入状况呈现较大变化，有的在短期就脱离了贫困线。下一步，我们将对1%的高收入群体进行深入研究。如果在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间有一个上下流动的通道，贫富不“凝固化”，问题的严峻性将有所缓解。

    李实：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较，如今的基尼系数有了一个较大幅度上升，因为那时基尼系数大概只有0.30左右；和其他国家相比较，世界上公布基尼系数的国家大概有120多个，其中约有10%左右国家的基尼系数高于中国，80%-90%国家的基尼系数低于中国。要想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应当在收入分配问题上下更大力气。

4、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怎样协调？

    背景：《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报告提出，我国家庭医疗保健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为11%，高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医疗保健支出比重。中国家庭消费模式可以分为五种类型：贫病型、蚂蚁型、蜗牛型、稳妥型和享乐型。从全国分布来看，中国家庭消费模式呈现出两极分化：一方面是不消费、抑制消费的家庭（如蚂蚁型）或者医疗、教育、住房负担沉重的家庭（如蜗牛型、贫病型）占大多数。另一方面，有少部分家庭已经享受着丰富的物质生活（如享乐型）。

    主持人：缓解贫富分化问题不只涉及收入分配领域改革，更涉及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优化及相关制度的跟进。如何通过提高收入促进消费？如何在发展经济中提高收入？值得深入研究。

    李实：的确，当前中国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方面经济增长要保持一定速度，另一方面要保持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防止收入分配问题激发社会矛盾，这需要协调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首先，要使初次分配更加合理、更有效率。我们的市场化改革毕竟只有30多年时间，距离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还有很大的距离。应进一步加快市场化改革步伐——一方面，要规范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另一方面，要建立完善工资谈判机制，这是保持劳动报酬与经济增长相协调的制度保障。在再分配领域，需要调整税收结构，目前，直接税比重较低，间接税比重较高。直接税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间接税会扩大收入差距。如何增加直接税比例？就需要增加直接税的税种，如遗产税、财产税等。同时适当降低间接税比重，如降低增值税、消费税税率比例。此外，政府应当进一步推进社会保障一体化，在减贫上给地方政府制定相关指标，通过制度设计，使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目标和地方政府的行为结合起来。

    潘建成：稳增长要改变思路。过去经常把力气花在抓投资上，现在更应强调从消费角度促增长。尽管消费拉动增长见效慢，但是从长远看有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我国正进入“三期叠加”——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要消化过剩产能，再靠投资大规模刺激不现实。提振消费主要靠加快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的步伐。从上半年看，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速跑赢了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接近GDP增速，今后要保持并进一步增强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的趋势。其中，缩小收入差距是促进消费驱动增长的重要途径，为此需要特别关注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更强烈，通过加大转移支付、提高个税免征额、优化个税税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途径实现。此外，要完善医疗、住房、教育等社会保障体系。

    苏海南：有些经济政策本身就具有社会作用，有些社会政策本身就会带来相应经济结果。比如打破垄断的经济政策，就有利于缩小行业薪酬差距；又如避免身份歧视政策，就有利于保障和提高农民工收入。因此，要进一步强化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协调，把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目标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之中，目前江苏、浙江等省已开始探索。收入差距及其相关的经济结构失衡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它是许多社会矛盾的根源，需要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