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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4年07月29日 星期二

    光明时评

    长鸣120年的甲午警钟

    作者:武黎嵩 《光明日报》( 2014年07月29日 02版)

        今天我们反思甲午之战,并非煽动仇恨,鼓荡复仇情绪,而是铭记我们这个民族用血泪代价换来的深刻教训,涵养和平理念,孕育理性精神,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无论于民、于国、于内政、于外交,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居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1894年7月25日,日本挑起丰岛海战,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著名历史学家茅家琦曾提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不是8年(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起),也不是14年(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而是自甲午战争开始的51年的时间。今年适逢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中日之间因战争而遗留的诸多历史问题,在日本右翼势力的鼓荡之下,甚嚣尘上,造成两国之间矛盾不断,而国人也开始自发地反思120年前的这场战争。

     

        甲午战争的失败,不仅标志着中国近代渐进式改良的终结,同时也为42年后日本的全面侵华埋下祸根,正是中国二亿三千万两白银的战争赔款,成为日本现代化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120年来,国人对于中日甲午战争的认知经历了一个由片面而全面,由浅层而深层的过程,到今天人们已经接受,甲午之败是满清王朝政治体制的失败,一个朝野上下充满腐朽气息的国家,无法最终赢得一场具有历史关键意义的战争。

     

        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清王朝用了30年时间革新自强,开明官僚纷纷办洋务,希图“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同文馆、办学堂、办船厂、办制造局,以红红火火的近代军事工业为首,拉开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序幕。然而,这场洋务运动,自始至终在思想层面并没有取得全体精英阶层的共识。一场战争,看似成了各派政治势力角逐的棋局,实则是精英们对于一个大国前景和道路的迷茫。而此时的日本却空前的统一,在邪恶的路径上,少有不同的声音。

     

        另一方面,清统治者也因“同治中兴”的迷梦,不但失去了励精图治的精神,更是开始追逐生活上的腐化堕落。中法战争的不败而败,非但没有让他们警醒,反而借办理海防之名,公然卖官鬻爵,使得晚清吏治,一溃千里。“海防捐”所得款项,又多被挪用、挥霍,失尽民心。上之所好,下必甚焉,晚清的中国,已经到了几乎“无官不贪”的境地。

     

        甲午战争之前,清王朝仍然是世界和东方的经济大国与军事大国。这种“大”非但没有帮助清王朝在战争中取胜,反而正是由于这些所谓的“大”助长了国人的自满情绪,增长了朝野罔顾实际、喜好空言的氛围,任何务实的建议都难以被有效采纳。

     

        在中国儒家的传统价值观中,人们坚信“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句话常被解读为——国人反对以力取胜,反对穷兵黩武。这固然不错。然而这“修文德”三字,更是讲以国内的良好制度、合理秩序,使国家立于不败之地。木腐虫生,政懒民伤,历览中国历史,无一例外都是内忧引发外患,而外患加深内忧。无论古今中外,强国之根本,必在内政之革新。

     

        “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今天我们反思甲午之战,并非煽动仇恨,鼓荡复仇情绪,而是铭记我们这个民族用血泪代价换来的深刻教训,涵养和平理念,孕育理性精神,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无论于民、于国、于内政、于外交,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居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让120年前的甲午成为一面镜子,永远照着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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