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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高教界而言，这个夏天，热的不只是天气。
一个千呼万唤的“智库时代”，在中国面前轰然开启。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部署，到新一轮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和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启动，再到《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发布，一项项政策急管繁弦。随之激荡的，是哲学社会科学学人的家国情怀。
以全国151个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为主阵地，众多学者正奔走在“聚焦重大问题，服务国家战略”、打造国家级智库的路上。为民族振兴建言献策，为社会文明传承创新，为国家富强运筹韬略、怀珠抱玉的他们，从未袖手于国家发展的隆隆足音之外。
“几乎参与了中国改革的每一次决策讨论”
4月暮春，山朗水润。地处北京大学朗润园的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迎来二十周岁之喜。
从蹒跚学步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再到大幅扩容的科研教学综合体，由林毅夫等“经济学六君子”联手打造的这块科研高地，已经成为中国高校国家级智库的典型代表。
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国家”“发展”，盛载着林毅夫和众学者“书生报国”的热望与行动。
“建立一个为中国改革出谋划策的咨询机构，这是林老师回国之初就有的梦想。可以说，在他们那代人的带领下，国发院这二十年来几乎参与了中国改革的每一次决策讨论。”现任院长姚洋告诉记者。
从林毅夫持续建言推动新农村建设开展、周其仁力主电信业市场改革成为现实，到今天学者李玲参与医疗改革首次提出“顶层设计”概念，姚洋领衔撰写的咨政报告《未来十年的中国》备受中央重视，国发院的很多建议直接影响着政府决策，他们的视线已超越经济学一门学术，瞄准了“国富民强”的终极目标。
在84岁高龄的著名法学家陈光中心里，也深藏着一个“国富民强”的法治中国梦。
刑事诉讼法是陈光中着力最多的领域。在1996年、2012年我国刑诉法的两次修改工作中，他带领团队积极投身、广泛调研，拿出了极具分量的修改方案。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吸收了他们65%的建议。
“不能满足于做关门苦读的‘书斋学者’，要以利国利民为自我要求。”陈光中说。这是他毕生科研的真实写照，也是他所在的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的精神传统。从1999年成立至今，研究院的学者们先后参加了三大诉讼法等20多部法律的起草、修改工作，并围绕法治中国的各类热点难点问题寻找对策。今天，他们服务社会的心愿有了更大的平台——2013年初，由中国政法大学牵头，联合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及30余个司法机关、行业组织、国际创新力量组建的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正式运转，使高校与实务部门之间的联系空前紧密，科研的“问题导向”更加鲜明。
国力民生的点滴提升背后，总有高校社科学人的默默支撑——
2013年末，“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新政落地。在延续数年的调查研究中，取消二胎生育间隔限制，改革再婚、未婚生育政策……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成员们的心血变成现实，一步步推动着中国人口政策走向健全；
社会保障水平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晴雨表。养老、医疗、失业保险……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的学者们心神系之。他们为农民工养老保险权益保护、中国企业年金制度建设等提供对策建议，助推了一批政策的修改与出台；
南海问题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如何回击个别国家的挑衅，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和周边和平发展环境？由南京大学牵头成立的“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启动南海数据库建设、证据链搜集整理、话语权建设、综合情势推演和高端人才培养五大工程，为国家战略决策提供依据……
教育部社科司提供的数据显示，近三年来，我国高校社科界共承担企事业单位委托研究项目5.6万多项，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供咨询报告和政策建议2.4万份，其中，得到采纳的1.3万份，“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逐渐凸显。
“高校具有建设高水平智库的天然优势：人力资源集中，聚集了80%以上的社科力量；学科门类齐全，能够迅速整合开展跨学科研究；基础研究力量雄厚，对外学术交流广泛深入，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国际学术网络。”教育部社科司司长张东刚一一盘点。
“愿意用自己的学术专长为发展‘治病’”
北京飞往上海的航班上，一位清癯老人就着舷窗外的微光摊开资料，陷入沉思。
他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原所长、71岁的朱威烈教授。今年适逢中阿合作论坛成立十周年，朱威烈和学者们几乎是夜以继日地调研分析、撰写报告，还要参加会议、接受访谈，引导公众形成正确认知。
不久前，他因翻译推介阿拉伯文化而获得了“阿卜杜拉国王世界翻译奖”，这令他颇为感慨：“我们做资政研究，很多‘成果’无法具名，更没有奖励可言。但能把自己的兴趣和国家需要结合起来，就是幸福的。”
和朱威烈一样，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翟振武也体会着这种幸福。令他感动的是青年学者们的担当精神：“他们牺牲发论文的时间来做调研、写报告，把国家需求放在第一位，难能可贵。”
人口问题治理，其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可以想见。为准确把握农村生育状况，多年来，研究团队联合全国20所高校，培训了数千名农村学生联合调研，足迹遍布2100个村庄、10多万户家庭；为论证社会抚养费存废问题，在2003年“非典”最严重的日子里，他们和国家相关部委负责人围坐在户外空地上开会商议。其后，学者们用两年多时间深入各省农村调研，形成了高水准的系列研究报告。
很多新问题、新领域，正是在调研中闯入了学者们的视野，进而影响决策。
2002年，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段成荣教授在北京丰台开展流动儿童调研。有位旁观妇女一脸羡慕地插话：“真好，我的娃儿还待在老家，你们能不能也关心一下？”段成荣被触动了。很快，他带领团队展开调查，并于2003年提出“留守儿童”概念。四年后，他向教育部提交了相关建议，当年9月，国家教育统计指标体系中便增设了有关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统计指标。
要成为国之智囊，“接地气”的实践必不可少，学术水平的自我提升也不容放松。
“关键在于跨学科。做对策性研究，只‘专而精’不行，还得‘多而通’。”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沈固朝深有感触。本是信息情报学专家的他，自从1991年开始南海问题研究后，一脚踏进了新天地。“南海资料涉及各种文字，你还要研究法律、海洋学、测绘等相关学科，要查阅海量资料。我到今天还在不断学习。”
在姚洋看来，“智库不能只做政策阐释，更要走在政策前面”，“这就要求我们有底气在国际舞台上发声，甚至领跑。”
有底气，也要有勇气。令姚洋感佩的是国家发展研究院宋国青教授2001年初挺身揭露股市“老鼠仓”、维护股市健康秩序的义举。这也是林毅夫、周其仁等学者共有的风骨——“他们愿意用自己的学术专长为发展‘治病’。在他们心里，没有什么比改造世界、推动发展更重要。”
制度建设为高校新型智库发展护航
一份《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成了沈固朝的案头必备。他还记得几个月前这份计划出台所带来的喜悦：“它既明确了智库建设的思路和举措，也回应了探索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给我们吃了‘定心丸’。”
最大的“定心丸”，莫过于对评价机制改革的明确阐述——“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评价导向，把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的实际贡献作为科研评价的核心标准，完善以贡献和质量为导向的绩效评估办法，建立以政府、企业、社会等用户为主的评价机制。”在沈固朝看来，这意味着困扰高校已久的“评价标准重基础轻应用”问题有望获得实质性突破。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邓大松对《推进计划》中“拓展成果应用渠道，打造高端发布平台”的做法深以为然。令他振奋的，还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体系立项导向的转变。近年每次立项前，他都会收到教育部发给专家们的征求意见函，在备选题目中，“纯粹的基础研究相对少了，应用性、针对性、跨学科的研究题目多起来了，都是瞄准国家急需。”教育部还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增加了应用研究招标课题的比例，专设发展报告项目；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中，专设研究咨询报告类别。
从1999年着手建设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到今天集中力量打造2011协同创新中心，我国高校建设新型智库的两个重要抓手已初步形成。当前，教育部正在研究制定《关于提高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服务水平的意见》，一场更广范围、更深层次的改革就在眼前。
在利好政策鼓舞下，各高校自己的智库建设也开展得如火如荼。
2012年，武汉大学提交人文、社会科学类研究与咨询报告371篇，其中298篇被采纳，总数居全国高校第一。2013年，他们关于“长江经济带”“质量网络监测平台”等的科研成果屡获上级部门好评。这背后，是武汉大学“顶天立地”的社科发展理念。
“‘顶天’，就是要积极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引领未来；‘立地’，就是要主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推动当地科学发展。这不仅是大学的职责所在，也是哲学社会科学扎根实践、深化发展的自身要求。”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骆郁廷介绍。
形成一整套智库建设的标准体系，这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工作重点之一。“我们要求智库建设抓好‘五实’：贴实情、发实问、务实理、出实招、求实效，为党和国家提供切实有效的咨询建议。”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张保生说。
浙江大学构建“研究中心—平台—研究院”三位一体的智库网络，实施个人与组织两个层面相结合的激励措施；北京师范大学加强智库人才引进工作，探索“旋转门”机制；清华大学积极推进与国际知名智库的合作，“把智库建设到海外”……
中国高校智库建设的集结号，已经吹响。“我们正着力推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运行和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基地从整体上向问题研究导向转型,重点打造一批国家级智库，逐步形成以学者为核心，以机构为平台，以项目为抓手的高校智库发展格局，支持高校学者做改革发展决策方案的建言者、政策效果的评估者、社会舆论的引导者，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张东刚满怀期待。（本报记者 王斯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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