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历史感的“革命叙事”

    烈娃的中篇小说作品，似乎并不多，但她的小说写作，多少可以证明顾炎武《日知录》中“文不贵多”之论的正确，以及“多则必不能工”的深刻。烈娃写小说，开掘得很深，写得也颇为精致，显示出成熟的个人风格：行文率性而不失分寸，幽默而不失严肃，微细而不失宏大。

    烈娃善于在自由舒展的叙事中，完成对人物人生经验的概括叙述，实现对纷乱历史过程的梳理。她对革命者复杂心理的把握，对边防军人非凡生活的传奇叙述，都显示出一种成熟的理解力和叙事能力，为军旅文学提供了新鲜的经验。阐释她的小说作品的叙事内容，离不开“革命”“战争”与“人性”这样的关键词，离不开“伤害”“挣扎”与“爱恨”这样的心理学问题，也离不开“崇高”这样的美学概念和“忠诚”这样的伦理概念。

    《渡江》写的是一群“南下”干部在胜利以后的生活。紧张而传奇的对敌斗争结束了，平静而平淡的庸常生活开始了。在战斗的岁月里，他们很少计较个人的得失，但是，到了战后的和平时代，生活进入了一个看不见的“埋伏圈”。昔日的同志变成了今日的“对手”，甚至夫妻之间，也起了摩擦和冲突。菊红是小说中具有核心意义的人物形象。她性格外向而泼辣，心地单纯而善良，却屡屡遭到忌恨和伤害。严重的伤害性记忆折磨着菊红的心。她晚年唠唠叨叨，总是向自己的儿女讲述自己的光荣历史，她想不通：“战争年代环境那么艰苦和危险，但同志们之间相濡以沫，团结奋战，终于迎来了革命的胜利和全中国的解放，可现在这是怎么了？”《渡江》是一部深刻的反思之作，它将反思的锋芒指向人性。“渡江”在这里已经转化为意味丰富的象征，象征着另一种考验的开始，象征着克服人性局限和摆脱生活冲突的艰难。

    《老子革命多年》是《渡江》情节的延续，也是它的主题和叙事空间的拓展。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菊红的弟弟宫音书。他13岁就跟着姐姐“南下”参加了革命，但却更热衷于看小人书和打鸟，是一个完全不懂什么是革命的革命者。他的精神成长与生活历程，充满了幼稚的错位和令人哭笑不得的错误：当通讯员不称职，被安排去看粮仓；因为不称职，又被安排参军，只两年就复员了，被安排到地区肉食公司工作；然而，他竟然拿枪打死了剿匪时立了战功的狗。在33岁那年，他因为荒唐的爱情表白，而被定为“猥亵罪”判刑两年，监外执行，最终收拾行李，回到了河北老家，成了农民……

    其实，在宫音书的内心深处，埋藏着一个少年时代的伤害记忆。他目睹日本侵略者强奸中国女孩枣儿的情景，这对他的心理造成严重的伤害。在心理学上，这属于恐怖性神经症或是“创伤后压力违常”，是超乎人类正常经验之外的创伤性事件。后来他找到了枣儿，承担起了爱她和保护她的责任。因为爱，他彻底改变了自己：“他美好、善良、敬业、勤快。他发誓要让枣儿过上美好的生活。这样，才配得上美好的枣儿。”

    烈娃的另一部小说《天兵台》，是反映当代军旅生活的充满英雄主义激情的作品，是一部精致而富有感染力的优秀之作，是当代军旅文学值得关注的重要收获。

    《天兵台》是一个美丽而浪漫的爱情故事，也是一首歌颂军人崇高精神的叙事诗。作者的笔调是热情而充满诗意的，而英雄史诗《玛纳斯》的引入，则强化了作品的抒情性，增加了小说的感染力；第二人称的叙事话语的设置，也拉近了读者与叙事世界的距离，给人一种温暖而亲切的感觉。

    梁昊与苗婕的邂逅和相爱，都具有不同寻常的浪漫色彩。他们用书信这种古老的形式交流情感，表达爱情。在苗婕的理解中：“真正的爱情，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比欢乐多……爱不是营利性的投资，只有彻底的付出，才能与得到的成正比。”

    梁昊作为军人的遗腹子，从小就有一个军人梦，就有着英雄主义的梦想和激情。他在高原哨卡坚守了十几年，心脏严重变形。最终，他的父亲、妻子和孩子，都埋在这里的高山上。对他来讲，这个高原哨卡不仅是一个位于边陲的岗位，而且还是一个与爱紧密关联的圣地。深沉的爱的情感和军人的使命意识融为一体，形成一种崇高而伟大的英雄主义精神，汇聚成了一首令人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就像柯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玛纳斯》所吟唱的那样：“这是一代代传下的故事，人们把它珍藏到今天，它是人世间最壮丽的语言，它是不会被淹没的语言，它是比太阳还光辉的语言，它是比月亮还明媚的语言……”

    在一个平庸的消费主义写作泛滥成灾的时代，烈娃充满历史感的“革命叙事”，以及具有崇高品质和牺牲精神的“英雄史诗”，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生活和人生幽微的一面，而且还有助于我们建构具有道德诗性的生活理念。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