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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的南京，郁郁葱葱。在东南大学校史馆中，一张张黑白老照片在灯光下熠熠生辉，其中三张引起了记者注意。第一张是东南大学的六朝松，第二张是1953年大师云集的毕业照，还有一张是国立东南大学时期的老校门。东南大学档案馆馆长钱杰生对记者说，透过这三张照片可以窥探到东南大学的百年历程以及东大人奉之为圭臬的人文情怀和一颗至真至诚的中国心。
第一张的故事：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这是1933年校友拍摄的六朝松照片。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六朝松主干笔挺，外皮斑驳，像一个历经沧桑、饱经忧患的老者；而枝干却遒劲，葱郁苍翠，像一位雄姿英发的年轻勇士。”钱杰生说，六朝松是东南大学的精神图腾。东南大学从1902年建校伊始，几度兴衰，却仍能如六朝松一般蓬勃向上。
20世纪初，民族危机迫在眉睫，改良维新思潮高涨，各地大力兴办学堂，中小学校发展迅速，但师资奇缺。为培养师资，张之洞于1902年筹办学堂，1903年东南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便诞生在了巍巍钟山之下。
南京高等师范时期，校长郭秉文广纳贤才，一时间，竺可桢、胡刚复、吴有训等众多大师云集，学界乃有“北有北大，南有南高”之说。
中央大学时期，因战乱，学校迁往重庆郊区沙坪坝。虽烽火连天，全系师生仍专注学习。当炮火来袭时，师生躲在防空洞内上课、做研究。此时的中央大学，虽没有一流的校舍，却拥有一流的师资，以己所长，教育后辈，成为一个时代的教育标杆。
南京工学院时期，适逢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学校不断开拓学科建设新领域。同时，将教育与生产结合，师生奔赴全国各地，修桥、建屋。北京车站、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南京民航候机楼……一个个崭新建筑在中国大地上矗立起来。
如今，六朝松依然挺立在东南大学西南隅，激励着东大人以先人之志自勉。
第二张的故事：栽树先培其根，育人先育其心
第二张照片略显模糊，但照片中的人像却依稀可辨，杨廷宝、童寯、刘敦桢、潘谷西、齐康……这些在建筑界赫赫有名的“泰斗”，竟云集在这一张照片上。
“这是1953年南京工学院建筑工程系的毕业照。”东南大学教授周琦说，东南大学能够英才辈出，是因为学校培养的不是工匠，而是有着远大抱负、富有人文情怀的工程师。
20世纪30年代，杨廷宝在设计中央医院（现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时，发现对于清洁工，墙角非常不好打扫。为此，杨廷宝将医院所有的墙角设计都由传统的直角形改为圆弧形，并以光滑的水磨石打造。这种匠心独运的设计，正体现了杨廷宝的人文情怀。
20世纪40年代，负责西南地区大量公共工程设计的童寯给当时的中国建筑明确定位：“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其公共建筑在不铺张粉饰的原则下，只要经济耐久、合理利用，其贡献就已比任何富含国粹的雕刻装潢更有意义。”
2000年，齐康院士获得了中国建筑师的最高荣誉“梁思成建筑奖”。在一次全国院士座谈会上，他毫不隐讳地指出我国现代建筑的“三宗罪”：没有经典、崇洋媚外、规划无序，并直言现在的中国建筑正逐渐“沦”为外国建筑师的试验品……
“栽树先培其根，育人先育其心。设计一个作品，做一个项目最重要的是能够为老百姓、为中国城市发展、为人民福祉有所贡献。”周琦说。
第三张的故事：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国知识分子要对民族文化有自信心，深掘民族文化之精华，并肩负起继承与发扬民族文化的神圣使命，东大人便是如此。
“这是20世纪20年代老校门的照片，四根石柱两两相对，分立在学校中央大道两端。”钱杰生对记者说，南高师时期，“西化”之风甚嚣尘上，但东大人既不妄自菲薄、数典忘祖，也不夜郎自大、闭关自守，他们在积极探索属于自己的道路。
国学大师柳诒徵，潜心研究中国文化，在南高师开课讲授“中国文化史”，唤醒学子的理性，明白民族的精髓与民族文化的精华；1923年编著的《中国文化史》，成为中国文化史的开山之作。
东大人一方面发掘中国文化，一方面引进科学新知，图中国文化之发展。刘伯明在其《东西文化哲学之比较》《东西洋人生观之比较》等文章及演说中尖锐地指出，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缺陷之一为缺少科学与改革精神，唯有能自省的民族才是最有希望的民族。
岁月流逝，时代变迁，这些大师虽早已逝去，但他们的思想和理念却在一代代东大学子中传承下来。（本报记者 郑晋鸣 本报通讯员 南 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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