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城镇化迅速发展,外出务工潮波澜壮阔,许多乡村精英流失、人去地荒,中国农村正呈现空壳化的趋势。农村空壳化给村落文化带来哪些负面影响?自古以来,乡贤对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有哪些积极作用?如何发挥当代乡贤的作用,保护和传承传统村落文化?日前,记者专访了中南大学教授、中国古村落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
记者: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11年我国大陆城镇人口达69079万人,占总人口比例的51.27%,首次超过农村,与此同时,中国农村却呈现了空壳化趋势。请您谈谈农村空壳化对村落文化的影响。
胡彬彬:好的。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迅速发展,成绩是毋庸置疑的,可随之而来的问题也不容忽视。随着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使得村落被空置,甚至遭遗弃。同时,交通网络的改善、人口流动的增多和信息网络覆盖面的扩大等种种条件,加剧了外部文化渗透农村的速度,村落传统文化趋于边缘化,家庭意识淡化,安土重迁的习俗弱化,延续几千年的传统村落及其文化面临逐渐消失的危险,可谓是到了“生死存亡之秋”。
究其原因,在于村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缺乏有效载体与媒介。客观上,随着科技的发展,在电视、互联网等现代传媒作用下,外部文化对农村的影响越来越大,村落文化被人们下意识地视为落后,甚至可以将其遗弃的对象;同时,乡村文化精英出于仕途、经济等利益的考虑纷纷走出家乡,村落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主体越来越弱、群体越来越小。
记者:自古以来,乡贤对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有哪些积极作用?
胡彬彬: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中,有一个士绅的阶层,他们有些人通过读书获取功名,走出乡村,在外为官,但是在他们年老退休之后,大都选择了回乡养老。他们深受儒家礼仪教化的熏陶,始终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即便是退隐在野,也不忘教化乡里,热衷于地方公益事业,如兴修水利、创办书院、赈济灾民等等,或独自捐资,或联系众乡绅共同组织,或与地方政府合作。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具有沟通地方政府与社会的权力,对于地方政府的政策,可以代表民众向州府县官进言。同时,他们又是宗族长,维持着乡间社会的礼仪和秩序。这样一个阶层,在乡村社会实践儒家的“进亦忧,退亦忧”的理念,传承着中国的传统文化,维系着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秩序。
从历史的经验教训来看,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乡村的治乱与否与国家的稳定密切相关,乡村乱则国家乱。而任何社会组织都离不开人,乡村也是如此,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在乡村社会中,人的作用不可小觑。
记者: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精英士绅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历史上的乡贤也只是散落在地方志、族谱、诗文、地方碑刻等历史文献中。他们对当今社会村落文化重建还有意义吗?
胡彬彬:逝者虽已矣,精神万年传。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农村为主体的社会,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历史,都有生于斯长于斯的人物,都有自己的历史记忆,而这些历史记忆,恰恰最能够引起当地人们的认同感,增强地方社会的凝聚力。历史上的乡贤,或在本地,或在全国范围内在传统社会中有所作为。他们或以学问文章,或以吏治清明,或以道德品行而闻名。
以湖南为例,在湖湘传统村落和村落文化的氛围中,走出的不仅仅是一代代学子,一个个举人、秀才,更有王夫之、曾国藩、左宗棠、刘坤一、魏源等将相栋梁,他们无一不是经由湖湘传统村落文化的熏陶、滋养而成长起来,最终由村落之所走向国家之殿的。今天的湖南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自己的家乡曾经出现过这么一批影响中国历史的人物,而一提到他们,湖南人的认同感与自豪感就油然而生,都会为自己的家乡贡献一份心力。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他们“请回来”,不仅能增强认同感,而且,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中国社会传统的文化理念。当大家了解这些人的时候,无形之中,传统文化理念也在“润物细无声”中浸润陶冶了一大批人。对于家乡的记忆,对于乡愁,对于落叶归根等传统村落文化,就是从对这些乡贤的向往开始的。
记者:当代乡贤在保护、传承传统村落文化方面有哪些作用?
胡彬彬: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衣食住行等物质条件的悬殊对比,越来越多的城镇居民渐渐地对自己的乡村老家趋于淡忘,甚至毫无感情。但是,正如费孝通先生主编的“乡土重建”一样,乡贤也可重建。传统中国士绅,在“国权不下县”的国家体制下,发挥了沟通国家与社会的重要作用,为社会与国家的正常运转作出了贡献。
村落文化重建,乡贤不能缺席。如今,乡贤的主体范围更加宽泛了,有文人学者,有政府退休官员,有企业家,有科技工作者,有海外华人华侨等等。他们视野开阔,交游广泛,虽然身在异国他乡,但是对于哺育自己的家乡念念不忘。乡贤是从乡村走出去的,他们经过了社会的锤炼与磨砺,成为社会上的精英分子。当今社会要广泛宣扬乡贤文化,呼唤乡贤回乡,将自己毕生所学及所有奉献家乡建设,反哺故园,造福一方,更以自己高尚的品德教化乡里,感召乡亲。(本报记者 龙 军 光明网记者 禹爱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