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产要素看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

    生产要素也就是资本、劳动和土地，一般是指微观经济主体，即企业的生产要素，同时，这些生产要素也是宏观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因而在把这一概念的外延扩大化后，就可以用来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逻辑。在这里，资本是指中国整个社会的投资资本，既包括政府用于投资的资本，也包括民间资本、港澳台资本和国外投资资本；土地是指土地本身以及与此相关的自然资源，既包括农业、工业和商业之用的土地，也包括与土地紧密相关的矿产资源和旅游、码头、桥梁、公路、铁路、航空资源等等；劳动则是指中国整个社会各个层级的劳动者。

    在改革开放之初直到九十年代末期，在生产三要素中，资本相对于劳动和土地（自然资源）是稀缺的。就劳动力而言，改革前期主要是城市无业人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八十年代后期以后，加入了国有和集体企业改制下岗人员，所以这个时期的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而廉价。政府土地及所属自然资源，也因为刚刚改革开放和引进外部资本而相对充分。比之劳动力和土地，刚刚开放的中国是缺乏资本的，各地政府在GDP的驱动下，表现出了对投资的饥渴，对招商引资的狂热。此时，资本所有者，不论是在企业中面对劳动者，还是面对自然资源的拥有者政府，都表现出了因为其稀缺而奠定的强势地位。比如，在国家层面建立各类经济特区，各地也建设各种特殊政策的经济技术区、开发区等；各地在GDP的引导下，竞相招商引资，不惜提供比别的地方更为低廉的地租和地价，给出更优惠的税收减免政策，简化和特殊化行政审批程序。甚至社会也出现了经商热，政府官员出现了下海潮，大学毕业生或者大批涌向经济特区，或者以能成为外资白领为荣。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持续，外资和港澳台资本不断抢滩中国大陆，加之国内资本的多年积累，资本比之于劳动和土地要素，其稀缺程度逐渐下降；另外，随着对民营、港澳台和外国资本开放程度高的行业进入的企业数量的增长，企业之间的竞争逐渐加剧，此类企业平均利润下降，企业失败的风险越来越大。而与土地及所属资源相关行业，以及需要政府特许的行业，如金融业等，其开放和竞争的程度则相对偏弱，资本进入这些行业一般能够得到较为丰厚的利润。同时，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房地产、金融等领域的改革，更是对各类资本蜂拥进入这些领域提供了契机和强劲的动力。而这些自然资源或特许权的拥有者事实上是政府，不管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还是外资企业，想要进入这些竞争相对弱、利润相对丰厚的行业或领域，就需要各级政府、政府的各个部门及各级官员的层层审批。虽然这一时期的社会劳动力还相对丰富，人口红利仍在继续支撑经济的粗放发展，但开始出现了劳动力结构与经济发展和企业需求之间的错配现象，劳动力出现结构性而非整体性的相对紧张。

    这一时期的经济特征：首先是财政收入（包括税收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等）在GDP中比重较高，并且增长率亦高于GDP增长率；同时，政府直接投资主要是基础设施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占有较大的份额。其次是和政府关联度较高的企业，如国有大型国企（石油、通讯、电力等）和资源型（房地产、煤炭、旅游等）企业，以及特许经营企业（银行、保险）等，获得了较大的利润。再次就是受上述企业高利润的诱导，竞争性企业向这些领域（如房地产、煤炭等）进行资本转移，从而导致一些行业（主要是制造业）的技术升级和创新能力下降。由此时期的经济特征所决定的经济的外在表现，一方面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大发展，并被誉为中国奇迹；另一方面就是国有经济的体量相比更大，民营经济无论是在总量上还是竞争力上都有弱化趋势。而这一时期社会上的表现，一是就业市场上持续的公务员和国企热，社会上的官场文化热；二是行贿受贿和官商勾结现象有所增加，导致部分民众出现不满情绪；三是贫富差距有扩大化趋势，并诱发社会的浮躁、投机心态。面对这种情况，党内英明的领导者一方面以壮士断腕的魄力和决心举起了锋利的反腐利剑；另一方面积极开展行政体制改革，简化审批环节，取消诸多审批权限，更多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同时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开放，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提供更公正、公平的竞争环境，激发整个社会在科技、管理等方面的创新激情，引导社会进入创新主导的经济发展道路。

    创新，不管是技术创新，还是管理创新，抑或文化等方面的创新，都源于人的创新，具体就是知识工作者的创新，并且随着创新的增加，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知识和技术含量会得以不断提高。当下中国已经到来的时代是创新的时代，知识和技术的时代，知识和技术工作者的时代，归根结底是劳动者主导的时代。这样的时代更公正、公平，也更有正能量。

    （作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