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基质的《孙子兵法》

    形成于春秋末期的《孙子兵法》一直受到后人的重视，但是有关的认识大多局限在军事以及需要高度计划、计算的领域。事实上，《孙子兵法》与《论语》一起标志着先秦诸子思潮的开幕，其中的功利理性和价值信仰两种精神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质。

客观透彻的理性精神

    理性精神是一种客观的生活态度，也是客观地认识世界的方法。其从认识对象中抽象出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时，舍弃了具体对象的偶然性和特殊性，构成一个理性认识的世界。在先秦诸子中，《孙子兵法》无疑最具备理性精神。其所处的时代，“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左传·僖公二十二年》）、“逐奔不过百步”（《司马法·仁本》）那样的传统军事观念已经被抛弃，面对无限复杂的作战环境和形式，需要做经验的归纳总结。随着归纳总结的深入，自然会舍弃具体性、特殊性的因素，发现一般性的规律。这一般性，就意味着走进了理性世界的大门。

    我们看《孙子兵法》，其虽然本旨不在于建构一个理性世界，但是理性认识已经相当自觉。例如《用间篇》说“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强调以实践经验为本。《计篇》说“兵者诡道也”，以“诡”的概念来界定战争的谋略性、非规范性、非道德性的涵义。战场上的因素复杂多样，形势瞬息变化，《孙子兵法》概括为敌我、胜负、虚实、奇正、分合、动静、进退等对立统一的关系，则已经是朴素辩证法的认识。

    假如我们系统分析《孙子兵法》的思想内容，更能发现其理性精神的健全性和透彻性。例如关于“将”，《孙子兵法》实质上把它分为统帅和将军，统帅作战略决策，将军指挥具体的战术行动。因此对统帅讲战略问题，包括《计篇》战略的“道”与战术的“诡”相统一的精神，《作战篇》经济是战争基础的指示，《谋攻篇》“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目标和“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的用兵原则，《形篇》有关战略阶段目标的认识。对于将军讲的都在战术范畴内，包括兵力分配组合（《势篇》）、战争主动权（《虚实篇》）、争取先机（《军争篇》）、作战机动性（《九变篇》）、行军驻扎（《行军篇》）、军事地形（《地形篇》）、机动作战（《九地篇》）、火攻策略和方法（《火攻篇》）等问题。战略问题的首要点是“令民与上同意”的“道”（《计篇》），战术问题的关键则是“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篇》）的“诡”。《孙子兵法》对于“将”的职责分别和“道”“诡”意义的阐述，足可见理性健全透彻的程度。后人大多以为“诡”是军事理性的全部，如高似孙说的“驰骋战争、夺谋逞诈之术耳”（《子略》卷三），这显然错误。

    这样的理性精神和认识方法提供了形而上思维的基础，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弥足珍贵。因为二千多年来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信仰大于理性，客观性的精神有所不足，现时代所需要的形而上认识难以据此开拓出来。众所周知，孔子儒家着重于家庭血缘伦理关系的认识，血缘伦理是人类社会的天赋存在，具有类同性，可以依据个人的经验推论至普遍，其重视的是体验，并非逻辑思维。有关“礼”的活动又“奉神人之事通”（《观堂集林·释礼》），即“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礼记·郊特性》），其中的“天”“神”“祖”都是想象的存在，是信仰的对象，既不是形而下的，更没有丰富性和复杂性，因此在认识时也不需要判断推理的方法。由此可见，《孙子兵法》理性精神特别有当代性的意义。

诸子理性思潮的开启

    《孙子兵法》还与《论语》一起标志着战国诸子思潮的开幕。许多学人把孙子排除在诸子思潮的开启者之外，可能是认为孙子讲的军事思想，不在政治或哲学的范畴内。这个认识显然不够全面。军事活动本身是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商君书·战法》说：“凡战法，必本于政胜。”即指出军事与政治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春秋时期的将军由君王或贵族担任，军政合一，政治活动的规则表现在军事活动中，军事活动的要求又反作用于政治，促使政治变革，两者尤为合一。到了后代，军事才作为特定领域的特定形式从一般的社会政治活动中独立出来。

    当然，提出这一观点，主要基于对先秦诸子的文化精神的认识。先秦诸子创造了一个“轴心时代”，成为中国文化的根脉所在，是因为其塑造了民族的文化精神。《孙子兵法》的功利理性和《论语》的价值信仰，正构成了其中的两极。《孙子兵法》从经验出发、自下而上的认识路线和归纳、推理的思维形式，也与《论语》遵循“天道”、自上而下的认识路线和体验类比的思想方式构成并列互补的关系。这两种文化精神又都是由人类早期的活动经验积累起来的，《左传·成公十三年》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即蕴含着信仰的要素，“戎”特别要求功利理性，人类早期活动的意义主要在于这两方面。显然，这两种文化精神引导了战国诸子思想的发展方向，战国诸子的思想表现有异，相互激烈争鸣，但是内质不外乎此。其中以《论语》为代表的价值信仰精神为孟子所继承；墨家和庄子在具体的价值观和实践方式上对孔子多有批判，但是也坚持信仰无疑，精神实由此转出。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家精神则直接影响了《老子》和《韩非子》，他们都以利益为目的，讲究谋略方式。而荀子以及法家等则是批判融通孙子、孔子思想的结果，只是在荀子中尚较多有价值信仰的成分，在法家中功利理性的素质更纯粹些。

    文化精神也总是表现在一个民族的社会传统和生活习俗上。要全面地认识诸子的思想贡献，自然不宜局限于政治或哲学的领域。由此看，《孙子兵法》的地位也不能忽略，因为其功利理性精神对于战国社会的文化特性也影响巨大。顾炎武《日知录·周末风俗》说到：“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其即阐明了这一点。

中国文化基质的构成

    在当代，《孙子兵法》所蕴含的理性精神已经成为了汉民族的文化基质。我们都知道，文化包括人类方方面面的活动，与每个人的生活行为相关联，具有广泛性和践行性的特征；而其中的内质，不外乎《孙子兵法》和《论语》已充分表达出来的信仰和理性两点。

    所谓信仰，其实是人的有限性的表现。人不能认识整个宇宙，也不能真正地把握未来，于是相信冥冥之中有主宰人类命运的神。虽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认识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有限性的本质并未改变，信仰依然是人类的需要。现时代许多人道德虚空，信仰式微，我们更应该珍惜《论语》所传达的信仰的精神。

    作为文化另一内核的理性，则是在生活、历史和军事等领域的经验活动中不断修正和加强的。以《墨子》为代表的生活理性建立在平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基础上，要求人与人之间平等共处，互利互爱。以《周易》为代表的历史理性建立在历史经验之上，其认识到变易的绝对性和普遍性，既激励主观努力，也启示顺从天命。而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军事理性则建立在战争这一特殊领域之上，它把敌我双方错综复杂的关系概括为对立统一的两极，重视控制和反控制的手段。三者都对于汉民族的文化心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生活理性发展为要求安定、爱好和平的民族精神，历史理性同时蕴育了积极入世和消极顺命的人生观念，军事理性则培育了极度地算计利害关系的心理和行为习惯。其中尤以军事理性最为深刻，因为人类最早出现的生活理性，往往带有习惯性，以手工为基础的技术理性对于社会的影响程度也非常有限；历史理性则不免有价值信仰的成分，对于个人当下的利益并无确定关系：其不可能促使深刻的反省。因此，军事经验必然成为理性精神的主源头，如李泽厚所言：“《老子》是由兵家的现实经验加上历史的观察、领悟概括而为政治——哲学理论的。其后更直接衍化为政治统治的权谋策略（韩非）。……贯串在这条线索中对待人生世事的那种极端‘清醒冷静的理智态度’，给中国民族留有不可磨灭的痕迹，是中国文化心理结构中的一种重要的组成因素。”（《孙老韩合说》，载《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页）

    显然，从文化基质的角度来阐释《孙子兵法》，能发现其更深远的意义。后人一般认为孔孟儒家和老庄道家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两大源流，儒道互补，其实在战国诸子学派形成之前，在文化精神上，已经有信仰和理性两个倾向；在思想形式上，也有自下而上的经验性认识和自上而下的传统信仰两条路线。两者的交汇衍化直接导引出了其后的诸子思潮，并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质，对于民族心理和文化思想的影响更为深刻。

    （作者单位：浙江科技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