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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墓、编钟、越王勾践剑，让江汉地区的青铜器享誉中外。7月3日至9月3日，湖北省博物馆带着本省境内出土的122件（套）商周文物，以“江汉汤汤（音‘商’——记者注）”的主题亮相国家博物馆。观众在此可以触摸到江汉地区从商周至战国由弱到强的发展脉络，嗅出楚文化的气息。
黄河文明江汉闪耀
说起中国南方的先秦考古，有一处遗址必不可少——盘龙城。这处发现于武汉市黄陂地区的早期商城遗址，不仅有古城垣、大型宫殿基址、高级贵族墓葬、手工作坊等大批重要考古遗迹，而且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玉器等珍贵遗物，其文化面貌与中原地区的商王朝大体相同。盘龙城无可争议地证明：早在3500年前，江汉地区已经成为商王朝南方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文明开始交汇融合；从此，华夏文明开始在江汉之滨闪耀光芒。
展厅里的尊、彝、鼎、簋、壶等青铜器，看起来与陕西、河南等中原地区出土的青铜器非常相像。湖北省博物馆策展人王纪潮告诉记者，南下的商朝贵族带来了中原地区的青铜制造技术，因此，这时的江汉地区的青铜器无论从制造技艺、器物造型，甚至“九鼎八簋”之类的器物组合都与中原地区差别不大。
展厅中间有一排独立展柜，摆放的是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然而，排在第二个的“扉棱兽面纹提梁卣”却瞬间就从它们中“跳”出来。提梁卣（【yǒu】，古代盛酒器）是西周时期流行的器物造型，但这个很特别，它通体都雕有饰纹，图案繁复。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兽面图案浓眉杏眼，似乎带着笑意，动物的五官略显夸张，却不失生动。与常见的威严甚至吓人的兽面纹相比，真是很“萌”。
礼崩乐坏楚国崛起
江汉地区是楚文化的发源地和辐射中心。春秋早期，楚国势力迅速强大，其周边诸国或为其所灭，或沦为其附庸。著名的越王勾践剑便是最好的例证。
记者看到，这柄青铜剑的剑身满饰黑色菱形暗纹。圆形剑首顶端铸有突起的、宽度不到一毫米的同心圆。剑身一面铸有错金铭文2行8字“越王鸠浅自作用剑”。据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方勤介绍，“鸠浅”即“勾践”二字的异体，证明此剑为越王勾践之佩剑。而此剑是楚灭越战争中的战利品。
随着楚国实力的迅速膨胀，独具特色的楚文化逐渐表现出强大的自信心与竞争力。春秋中期开始，在物质文化和礼仪生活方面，以湖北为中心的江汉流域广大地区受中原王朝的影响逐渐减少，楚人的文化特色日益浓郁，这种变化在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中表现得格外突出。
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作为本次展览标志的鹿角立鹤了。这件出土于曾侯乙墓的青铜器，可谓是所有出土文物中造型最神奇的。这只长颈神鹤双翅平展，头插两只鹿角，昂首伸喙，站在展厅入口处，犹如一位迎宾司仪。据了解，它以榫卯连接，可以拆卸成6个部分。方勤说，这件青铜器出土于墓主人的棺侧，很可能是导引墓主灵魂升天的神异之物，也可能是沟通人、鬼、神的灵媒。夸张变形的表现手法赋予了这只长鹿角的鹤无尽的神秘感，形象地展现了楚地文化中重巫、尚怪的文化特质。
八音和鸣随州鼎盛
9000年前，河南舞阳贾湖地区的先民创造了骨笛，吹响了中华音乐史上的第一个音符。夏商周时期，形成了独步天下的青铜礼乐文明。
湖北是中国出土早期乐器最多的地区，囊括了先秦乐器八音（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记者注）的全部种类。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乐器125件，其钟磬排列是符合墓主诸侯国君身份的“轩悬”；战国晚期九连墩1、2号墓出土乐器90余件，其钟磬排列是符合墓主人卿大夫身份的“判悬”。这些随州出土的实例是对先秦礼乐制度的印证，也表明西周建立的礼乐制度在战国时期的楚国仍被沿用。
或许是编钟的出镜率太高了，反倒是旁边一件造型奇特的青铜器更吸引记者。乍看，它像烈焰熊熊的火盆。待靠近细瞅才发现，是一根空心的圆柱被群龙簇拥，八条大龙身上又攀附数十条小龙，龙身相互穿插盘绕，从而形成了这种繁复立体的造型。通过展厅里的触摸屏，记者了解到，这是一个建鼓的底座。建鼓是以木贯鼓树立的双面大鼓，与玩具“拨浪鼓”的样子类似，用于祭祀场合。此建鼓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实物。鼓座中心圆柱的口沿上还有“曾侯乙作持”五字铭文。
与建鼓座并排还有一只距今3000年的铜鼓，是我国迄今发现时代最早的铜鼓。专家说，这种铜鼓目前存世仅两件，另一件收藏于日本京都泉屋博物馆。铜鼓由鼓冠、鼓身和鼓座组成。鼓冠好似一座屋檐高耸的庙宇，又像是一个圆形嘴巴的小动物面孔。当记者从正面观赏这件铜鼓时，居然发现了很多张表情生动的面孔，炯炯有神的小眼睛，或是在凝思，或是在发呆——铜鼓，“萌”了3000年。（本报记者 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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