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著与史料

史著：评价需要距离感

    蒋介石研究在中国大陆一度是个禁区，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进入学术研究的范畴，接连出版了几部蒋介石传记。1992年，严如平、郑则民两位先生撰写的《蒋介石传稿》由中华书局出版，仅限于内部发行。当时，这本书得到学术界的首肯，在民国史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性意义。

    从《史记》以来，人物研究就是中国历史研究的强项。但是作为民国史的研究者，我对民国人物研究的现状却比较不满意。为什么这么说？现在书店里的民国人物传记可谓汗牛充栋，蒋介石的传记也很多，但严肃的、学术性的民国人物传记却不多，大都是大而化之的、甚而是胡编乱造的东西。已经出版的书籍会经历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现在每年出版的新书有几十万种，大浪淘沙，很多书会逐渐淹没在书海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这部20多年前写成的40多万字的《蒋介石传稿》，能够重新修订为70多万字的《蒋介石传》公开发行，是很不容易的。

    一本学术著作出版后，当时有一个评价，过了10年、20年，从学术史的角度再去看，又会有一个新的评价，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今天回过头来看《蒋介石传稿》，在学术史上仍然有意义。如果我们把当年出版的《蒋介石传稿》和修订后的《蒋介石传》对照着看，就能发现蒋介石研究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因此，对于一部历史著作来说，或许在出版当时就事论事地评价它的成绩和不足是不够的，还需要拉开一段时间距离之后再去评价，去发现它的长处和短处。

    当然，这部书修订之后也并非十全十美了。严如平、郑则民两位作者都已年过古稀，由于年龄和其他种种原因，对于蒋介石日记和其他新材料的运用，毕竟不可能像年轻人那样投入特别多的精力。我们今天来谈《蒋介石传》，更应该思考：为什么20多年后这部书依然有修订的价值？作为年轻一代的学者，我们现在应该怎样确定选题，然后深入研究，争取让我们的著述有不断重印或者修订的机会？

史料：历史不是高精尖

    现在，有的学者抱怨一些档案资料没有公开，影响学术研究的进程。平心而论，与严如平、郑则民当年的研究环境相比，如今近代史研究资料的问题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当年做近代史尤其是民国史研究，常常苦于资料不足，现在很多时候是苦于资料太多，各种资料浩如烟海。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一个历史学者来说，对史料的渴求永远没有止境。我们总希望资料公布得越多越好，但有些时候，也需要学者对现有已经公布或出版的史料的敏感。有的资料其实早已公布或出版，只是研究者可能没有注意到；有的资料虽然没有公布，或者公布得不够完整，但是与之相关的很多材料，其实也已经公布或出版了。如果历史研究者具有对于与史料相关的问题的敏感度，资料往往不是问题。

    这还涉及研究方法或心态问题。或许有些历史研究者，总期待某条史料公布后，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对事实的评价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历史的演进其实是有一定的内在理路或者脉络的，期待凭借某条新公布的史料，便对历史的大关节得出颠覆性的结论，其实并不容易。比如蒋介石的反共，从已经公布的蒋介石日记看，他还是反共；蒋介石的独裁，看了蒋介石日记，只会发现蒋介石比我们已经知道的更独裁，他基本不相信别人，哪怕是亲信。所以，蒋介石日记的公布，并没有颠覆以往我们对历史大关节的认知，而只是丰富了我们对历史和历史人物多样性的认知。而且，我们的研究也没有必要都被蒋介石日记这样的私人记述所约束。私人记述总是有其个人局限性的，如果完全依赖于某个人的日记，可能又走进另外的误区。历史的真实发展及其面相不一定跟某个人日记的描述完全一致，有很多是不一致的，甚至是完全不一致的。研究历史还是需要依靠各方面的、尽可能广的史料来源。

    再者，作为历史研究者，可能总希望从史料里找到一些能够引发社会关注或强烈关注的题材，也就是所谓“高端”“尖端”的材料，我自己有时候也难免如此。但是，究其实质，历史的面相不完全是由“高端”“尖端”组成的，历史的原生态恰恰是大部分人都过着平凡、普通的生活，历史的发展可能也因此而波澜不惊，我们怎么从平凡的、普通的生活里去理解和认识历史，可能更重要。

    《蒋介石传》

    严如平、郑则民 著 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