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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发展总是深刻地影响着文学的走向。上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的膨胀式扩张与乡村的急剧衰落，直接导致了城市文学的兴盛和乡村文学的式微。对中国社会来说，源远流长的乡村文明正在解体，一个以城市为核心的现代工业科技文明强势崛起。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中国文学将在这个过程中完成新的转型和再造。
乡村小说的滑坡态势
中国农村的道路，可谓艰难而曲折。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是农村的“黄金发展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乡镇企业的兴起，极大地解放了农民的思想，并把他们推向了商品经济大潮。在这样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中，乡村文学得到了蓬勃而多样化发展，形成了一个“高峰期”。
但到90年代之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推进，整个社会的重心向城市转移。尽管农村和农民问题得到了高度重视，国家开始实施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战略，但农村的衰退已成为一种趋势。从传统的乡村文明向现代城市文明过渡，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但在二十几年的时间中完成这样的社会转型，会出现问题并埋下隐患。乡村文学面对这样一场现实变革，既努力跟踪和反映，又深感迷茫和乏力。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的乡村文学在现实农村变革面前，是被动的、软弱的。它表现了农村在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方面的种种问题，却把握不住农村的深层脉动和走向；它刻画了形形色色的农民尤其是农民工形象，却未能塑造出深刻、有力堪称典型的人物；它过多地表现了农村无可奈何的衰落，却看不清中国农村的未来生路和光明。
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文学现象与文体演变上，也可窥见乡村小说的滑坡态势。上世纪80年代是文学思潮喷涌的时期，思想呈现自由和开放的姿态。而到上世纪90年代，文学思潮退隐，文学现象凸显，折射出作家思想的匮乏和激情的消失。20年间，曾出现过现实主义冲击波、底层文学写作两种主要文学现象，乡村题材在其中所占比重很大，可以说势头强劲，历时较长，成果丰富；但它只是复杂严峻的现实生活催生的结果，在思想和审美上并无重大突破。乡村小说失去了新思想的支撑，只能日渐衰弱。
从文体演变的角度看，上世纪90年代之后长篇、中篇小说兴盛，受到了作家的重视和读者的青睐，而短篇小说逐渐“失宠”，受到作家、读者和市场的多重冷落。短篇小说的不景气，又直接导致了整个小说创新能力的削弱和审美水准的下滑。长篇小说，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一批乡村小说重量级作家，如陈忠实、贾平凹、莫言、张炜、刘醒龙等，奉献出了他们的长篇巨构，但其作品大都写的是历史中的乡村，带有浓郁的挽歌色彩。中篇小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茬乡村小说实力派作家，如阎连科、迟子建、关仁山、何申、葛水平等，创作出了他们的代表性作品，但在直接表现农村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是逊色于80年代作品的。而在短篇小说创作上，虽然众多作家依然在坚守，且不时有力作精品问世，如韩少功、铁凝、刘庆邦、王祥夫等，但50年代出生的作家创作旺盛期已然过去，对当下的农村现实也有所隔膜。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对农村生活熟悉并有志于此的，已逐渐稀少。乡村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的颓势成为不争的事实。
短篇系列小说的涌现
多元化时期乡村小说的一个重要变化是短篇系列小说的涌现。这种系列小说，既有纯粹的短篇小说组成，也有短篇和中篇混合而成，但以前者为多。短篇系列小说不是多元化时期的首创，新时期文学乃至“十七年文学”时期就已经出现，特别是在“寻根小说”流派中更是屡见不鲜。但真正形成一种气候，并在文体上变得成熟起来，是在90年代后的多元化文学时期。
这种系列小说的蔚成风气，有两个原因。一是外在的社会原因。市场经济时代的农村和农民生活，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单纯、封闭，它已同整个外部世界构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即便是农村内部，各个领域之间，人与人之间，其关系也变得紧张而微妙。这种复杂化了的社会人生，要求小说文体有更广大的空间和更有弹性的结构去表现。二是内在的文体原因。短篇小说的精短、便捷，自然是它的特征和优势，但也是一种局限。它的空间狭窄，难以容纳较广阔的社会人生；尽管结构精巧，却无法对接更丰富的现实变化。这就要求作家从短篇小说文体自身进行改革，以适应变化了的现实生活和广大读者的审美需求，于是就有了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大幅度扩展的短篇系列小说。
许多作家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使这一文体在既往的基础上变得更加精粹、严谨、成熟。这种文体是由一组相对独立的短篇小说或少量中篇小说组合而成，系列中的任何一篇都具有自身的完整性，都可以分割出去阅读。但在主题思想、核心线索乃至情节、人物、结构等方面，又有或松或紧的联系，组合起来又浑然一体、自成世界。
对每个单元而言它是短篇小说，甚至是艺术精品。但对整体而言又是长篇小说或中篇小说，具有长中篇小说的宏阔构架。从这一文体的体量上看，有的如同长篇小说，由一二十篇短篇、中篇小说组成，篇幅在十多万字至二十多万字之间，因此一些出版社常常当长篇小说来出版。而有的只有中篇小说的规模，由三五篇短篇小说构成，篇幅在二三万字左右，刊物报纸往往当短篇小说去发表。这种文体在构思上是颇费功夫的，作家既要像创作短篇小说一样营构每一篇作品，又要像创造长篇小说一样宏观把握、精心部署，具有短篇和长篇的双重难度。短篇系列小说的大量涌现，有效地促进了农村现实生活的表现，提升了短篇小说的艺术能力。
尽管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乡村小说在整体上显得薄弱一些，但其中也不乏独具特色的作品。如李锐的《太平风物——农具系列小说展览》，不仅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在文体上也有创新。如曹乃谦的《温家窑风景》，用地道的农民语言写农村生活，别具晋北风味。如郭文斌的《农历》，写活了西部农村的传统节日，既有审美价值，又有民俗学意义。这些均为典型的短篇系列小说。
把短篇组成系列小说，可以更便捷地包容现实生活，可以更自由地展现作家的艺术个性。阿来将艺术目光聚焦在一个古老、封闭的小山村，写了几十件奇人轶事，构成了“机村人物素描”和“机村事物笔记”，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格拉长大》。陈世旭以现实主义笔法，展现了农村现代与传统、民主与集权之间的矛盾冲突，描述了走向市场经济的农村和农民，小说有《立冬·立春》《立夏·立秋》四章，组成了“波湖谣系列小说”。王保忠用20个短篇小说建构出一道多姿多彩的《甘家洼风景》，表现了现代化、城市化浪潮中一个正在逝去的北方村庄，刻画了乡村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尴尬处境，以及留守农民和外出务工者的精神遭遇。
这些短篇系列小说，坚持了短篇的现实性特征，直接深入转型中的乡村社会和蜕变中的农民心理，揭示了城市化发展中乡村社会的种种问题和一步步衰落的现实，真实地、多侧面地记载了20年间的中国历史进程。如果不采用这样的文体形式，只用原有的短篇小说文体，这样充分的艺术表现是不可想象的。短篇系列小说有力地促进了多元化时期的乡村小说。
乡村文学面临突破的机遇
乡村社会的危机和衰落，并不意味着乡村文明的终结，也不意味着乡村文学的消失。对这种危机和衰落的艺术表现，同样可以成就杰出的乃至伟大的作品。
同时，正在进行的现代乡村、城镇的建设可谓任重道远，乡村文明中的宝贵传统完全可以转化成现代城镇和城市中的重要元素。从国家的战略任务看，需要把重心从大城市转移到更广大的城镇化建设上来，用现代化的城镇吸引和容纳农民并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真正实现城市与乡村的协调、和谐发展。这是一场长期、艰巨的工程。
乡村的现代化需要城市拉动，城市的自然化需要乡村滋养。城市与乡村的互补与融合，才可能构成人最理想的家园。在这样一场历史转型和跨越中，乡村小说将再次面临突破和发展的机遇。
（作者单位：山西省作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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