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鹏：“学问之道在乎经世致用”

    满屋满眼都是书，从地板几乎垒到了天花板——走进张海鹏先生的办公室，小心穿过“书山”间的“小径”，方在一个老式沙发上坐定。

    满头银发的张先生精神矍铄，丝毫看不出长差归来的疲惫。提及这次采访，他忙说：“对不住，前段时间都在山东忙2015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事情，这会头一回在亚洲开，是我们目前的头等大事啊。”说起即将到来的史学盛会，这位中国史学会会长很期待。

    熟悉张海鹏的人都说，他不是一位书斋式学者，而是既有传统士人的经世精神，又有现代知识分子的参与意识。作为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关注现实是他一贯的学术品格，既从现实社会中发现历史研究的紧迫问题，又着力从历史研究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思想资源。几十年来，他始终在这样一条学术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用丰硕厚重的成果践行着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时代担当。

“我所理解的唯物史观，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张海鹏1939年5月出生于湖北省汉川县，1964年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在范文澜、刘大年等主持下，当时的近代史研究所已是一方学术重镇。然而，这一时期正赶上各种政治运动，张海鹏进所的前13年几乎不能参加任何研究工作。

    40岁评上助理研究员，45岁才拥有副高职称。“真正做学术研究工作是从1978年开始的，一直到1988年，堪称我研究工作的‘黄金十年’。”张海鹏时常为逝去的宝贵时光感到惋惜。

    这期间，张海鹏协助刘大年编著《中国近代史稿》，出版《简明中国近代史图集》和《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组织编辑《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还在《历史研究》等刊物发表了《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等多篇学术论文。特别是有关近代边界处理的地图集，成为历史著述中的典范之作。

    翻开张海鹏的各种研究论著，不乏具体而微的史实考辨，但更多的是有关中国近代史理论与方法的宏观思考与评论。完善范文澜、胡绳、刘大年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创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一直是张海鹏的学术宏愿：“如何继承和发展前辈学者的学科体系，特别是旗帜鲜明地坚持唯物史观，是摆在我们这一代历史工作者面前的时代使命。”

    2000年至2006年，张海鹏主持编纂了十卷本的《中国近代通史》，这是目前国内近代史研究领域最权威、最系统的著作。他如此畅叙心曲：“推动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编纂，是想完成本所长期以来的一个心愿。现在，这项工作基本完成，可以告慰本所的各位先辈了。”

    张海鹏深信，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最科学、最完善的理论，只有运用其基本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历史，才能够把握本质，使历史得到最清楚、最全面的解释。“30多年来，张先生探索着、追求着，不论是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还是宏观历史的思索，都本着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努力体现科学方法和革命精神的结合。”近代史所所长王建朗如此评价这位前辈。

    在国内中国近代史学者中，张海鹏是发表有关学科体系和史学理论文章最多的学者之一，被称为“中国近代史学界坚持马克思主义近代史学科体系的主要代表人物”。“我所理解的唯物史观，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体现在历史研究过程中，是在全面搜集、研究历史资料的时候，不仅看到历史的表面现象，而且努力追索历史过程的本质……”

“只埋头书斋不问世事的历史学者一定不是一个好的历史学者”

    “学问之道在乎经世致用”——张海鹏继承了范文澜、胡绳、刘大年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家关注现实的传统。“我写过不少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文章，有关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台湾问题、香港问题、中日关系问题，等等。写这些文章，是为研究现实问题的人提供历史资料，通过历史问题的阐述加深对现实问题的理解。”

    1988年至2004年，张海鹏接连担任一任近代史所副所长和两任所长，长达16年，还兼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等职务多年。他为推动近代史所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推动各项学术讨论会的召开，推动海峡两岸和海外的学术交流，耗费了大量心血。他自己的学术研究，则只能利用假期和其他业余时间。

    “张老师没有节假日，每逢放假他便关起门来做学问，春节都是如此。那时他房间的灯经常亮到深夜。”近代史所青年学者赵庆云说。

    “我写的东西，评论性的居多，与这种背景有关。当然，也与我的某种使命感有关。”张海鹏深知一位历史学家应当肩负的社会责任，经常自我勉励：“治所兼治学，肩挑双担；论史又论政，心忧天下。”

    “香港回归，张先生发起由近代史所与香港大学合作召开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启了香港历史研究的新局面；澳门回归，他带领一个课题组研究澳门历史，编辑出版了《中葡关系史资料集》。后来又把注意力转向台湾历史研究，筹建中国社科院台湾史研究中心和近代史所台湾史研究室，亲自兼任主任，主持撰写了《台湾简史》和《台湾史稿》，在海峡两岸产生重大影响。”近代史所科研处处长杜继东告诉记者。

    2013年5月8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论〈马关条约〉与钓鱼岛问题》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无论专业学者或一般读者都拍掌叫好。文章是张海鹏与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国强合写的，雄辩地指出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日本借甲午战争夺取钓鱼岛是对华侵略行为，非法吞并琉球是殖民主义行为。

    这只是张海鹏在中日问题上的一次发声。他发表了多篇文章，多次在国际研讨会等场合演讲，严词谴责日本右翼势力对历史事实的有意歪曲与否认，大声疾呼：“历史学者，尤其是中日两国的历史学者应该站在维护历史真实斗争的前列。”

    “我以为，只埋头书斋不问世事的历史学者一定不是一个好的历史学者。”张海鹏说，历史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学家关注的是过去，但这个过去对今天进行中的历史有什么影响，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课题，唯有首尾相接，历史才能变成一个活的、有生命力的东西”。

“战士型的学者、学者型的战士”

    见过张海鹏的人都对他的谦和友善印象深刻，但他又是史学界有名的“炮手”。

    在近代史研究领域，不时出现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论调之类的不和谐声音。这些论调源于学术，影响却远在学术之外。“战士型的学者、学者型的战士”本是张海鹏形容老领导刘大年的，而这也是他的真实写照。“张先生写文章，如果针对不同意见，都是点名的，直呼其名。”近代史所台湾史研究室主任李细珠告诉记者，张海鹏不止一次站出来，向那些偏离正确学术方向甚至倾向错误的观点开战，“但他都是拿事实说话，以理服人”。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人把近代史上的“开关”与开放政策相比附，鼓吹所谓“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张海鹏觉得对此不能等闲视之，“这个问题涉及到怎样看待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以及中国人民要不要抵抗外国侵略的问题。”1996年，他接受《光明日报》邀请，在与李文海、龚书铎先生关于殖民文化的三人对谈中指出：“一百年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的独立解放要靠中国人民自己……如果认为一味顺应、迎合西方就能实现现代化，那是十分幼稚的，也是不可能的。”

    2006年，某知名学者发表《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与义和团事件为例，全面否定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甚至质疑我国学术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所取得的基本结论，引起了读者强烈不满。

    出于还原历史真实的强烈责任感，张海鹏觉得自己应当站出来。为了及时完成文章，他白天看书查资料，晚上写作到凌晨一二点，几乎不吃不喝，用5天时间就写出了1万多字的文章，直斥该文“按照自己的好恶，随意拈出几条史料，随心所欲地作出历史评论”的错误，并强调“当代人研究、撰写历史，还是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观察历史现象，认清历史发展本质，指明历史发展的方向。”

    文章发表后，受到学界广泛肯定，几乎所有国内网站、众多国外媒体都作了报道。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龚书铎称赞文章“写得好，有理有据、实事求是、以理服人”。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75岁的张海鹏仍担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编写课题组首席专家、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等学术职务，奔波在学术研究和科研组织的第一线。“为发展、巩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阵地，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1938年，胡适曾代表中国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不过当时代表团只有他一人。”采访的最后，话题又回到了即将召开的会议。“我们将在山东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增加中国议题，争取更多场次由中国学者来主持，让中国的史学工作者能够发出更多、更大的声音！”张海鹏充满信心。（本报记者 户华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