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晋藩：治学六十载 丈量法制史

    用双倍放大镜读字的习惯暴露了他的年纪，不然你看不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张晋藩已经84岁了。他精神矍铄，风度翩翩，即便还看不清来人的相貌，也会温和笃定地站起来，微笑、问好、握手。

    学者们为了他的著作《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英文版）首发式而来，年轻的学子们则为了争睹法学大家的聚会挤在门口。6月10日，中国政法大学综合科研楼的会议室里，嘉宾席上一半是他的弟子，另一半也聆听过他的传道解惑。没有人称呼他的职称或哪个职务，所有人都是一句亲切而恭敬的“先生”。

    “先生，一会您有一个十五分钟的总结发言。”

    “先生，一会您在这儿赠书。”

    “先生，您给大家签一下字吧。”

    他笑着答“好”，在每本赠书的扉页上耐心地签下名字。这本专业的法制史著作曾在十年之间再版了两次，每一次都经历了近乎苛刻的修订。2008年中文版的修订中，张晋藩曾把数百页的书籍拆开，一页一页附上了修订的纸条。正是这次修订之后，他的视力就不再跟得上他的精力了。

    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他在学术上一贯的“劲头”。仅过去的五年中，他就撰写了6部著作，篇幅超过400万字，主编学术著作7部，发表学术论文69篇，主持了国务院重点文化项目《中华大典·法律典》，并出版了一直主持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法制通史》四卷。再往前看，治学六十载，著作等身，目录用三号字写在A4纸上，可以打出近30页——正是这些书目，构成了新中国法律史学的学科构架。

    作为中华经典的外译项目，《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在英语世界的出版让张晋藩尤为感慨：“我希望这本书用跨越时空的法制文化为‘法治中国’提供历史视野与经验教训，也希望它能表达出中国法制文明的典型性与特殊性。”

    中国法制的近代化艰难而复杂，同时伴随着伦理与文化的转型和争辩，观念输入与法制传统的激烈博弈。张晋藩理想中的转型方向，是一个生发于中华法制、伦理传统的“法情允谐”的社会，他多次批评那种单纯的拿来主义态度，“一个民族如果不尊重本民族的优秀传统，那这个民族不会有出息”。

    他一生都怀着这个念头，也深深影响了他的学生。他的弟子、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赵晓耕对老师当年的一句话记忆犹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却在国外，中国法制史研究不能重蹈覆辙，其研究中心必须回到中国。”他的另一位学生、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朱勇记住的则是这句话——“中国法制史学必须走向世界”。

    在具体意义上，走向世界已经如此简单，但在历史和观念意义上，这一步却艰难漫长，对张晋藩而言，过去六十载的治学都是对这一步的丈量。也许是这个原因，当人们以为他的致辞已经结束时，他对着台下的国际出版公司说了句“题外话”：“我有个建议，在座的都是中国当代有学术成就的中年学者，我建议斯普林克出版公司多关注他们，多重视他们的成果，让今天这种交流延续下去。”

    台下的学者们会心一笑。（本报记者 刘文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