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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国A股遭遇了上市公司“官员独董”离任潮，几乎每天都有至少一名独立董事去职，而退休官员占据了这些离职独董的大部分。统计数据显示，年内已发布独董离任公告的上市公司超过200家，仅5月27日，就有信邦制药、贵绳股份、山东钢铁、天成控股等上市公司的7名“官员独董”辞职。
独立董事制度于2001年被引入中国上市公司，作为制衡高管损害股东利益的利器，该制度一度被寄予厚望。然而时隔10多年，独立董事却成了部分官员卸任后的去处，“政商旋转”招致了广泛的质疑。此次离任潮，是否表明这个“政商旋转门”已经打破了呢？
“官员独董”难脱腐败之嫌
“退休高官担任独立董事具有一定的优势，”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对本报记者说，“他们刚从党政部门退休，对国家的大政方针有着透彻的了解，能帮助企业有效规避决策风险。同时，他们此前身居高位，对企业管理层的不当行为也敢于批评，这对改善公司治理、保护中小股东利益也大有帮助。”
担任独立董事既为退休官员发挥余热提供了一个好去处，也能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双方一拍即合，“官员独董”的一度流行也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刘俊海也指出，退休高官担任独立董事难脱瓜田李下的嫌疑。因为在普通大众看来，退休高官担任独立董事更多的是利用其本身的影响力而不是能力，而这份影响力又来自他在位时的公权力，如此一来，“官员独董”不管是否在认真履职，都难免招致怀疑——这些官员利用在位时的公权力为自己退休后谋取私利。
此外，官员担任独董还为企业带来了不正当的竞争优势——有“官员独董”的企业在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时占有特殊的优势，有意无意间就将其他企业置于了弱势地位。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企业可能利用“官员独董”在政府部门残留的影响力在政府审批决策时谋取不正当利益，获取比其他企业更多的竞争优势。“这其实是一种利益输送的行为，很容易产生官商勾结和严重的腐败现象。”庄德水说。
“政商旋转门”正在谢幕
2013年10月，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中组发[2013]18号），不仅要求现职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离）休手续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任职），对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的党政领导干部到企业兼职（任职）也必须从严掌握、从严把关。
这个意见被认为是引发此次“官员独董”离任潮的首要原因。中组部相关负责人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中组部相关意见下发后，我国共清理党政干部在企业兼职4.07万余人次，其中，对省部级干部兼职从严把握，共清理229人次。
其实，早在2004年，中央有关部门就曾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进行过清理。当时清理的主要对象是现职的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其中明确表示要对党政领导干部兼任企业独立董事进行清理。随后，中纪委和中组部等相关部门又先后分多种情形对退休官员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进行规范。但退休官员一直在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群体中占有相当比重。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空前的力度狠抓反腐倡廉，社会上已经形成了对腐败零容忍的风气。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中央此次出台意见治理退休官员兼职行为，是反腐倡廉的重要部分，表明了中央反腐要往深处发展的决心。在这样的决心和强大的群众呼声面前，“政商旋转门”的谢幕已成必然。
“‘官员独董’的去职，既符合公务员法规定，也有利于退休干部保持晚年廉洁，减少对自身清白的伤害。”汪玉凯说。
促进政府与企业关系正常发展
刘俊海说，“官员独董”离任潮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为自己摆脱瓜田李下的嫌疑，也给群众一个明白的交代。”
面对“官员独董”离任潮可能“回潮”的担忧，刘俊海表示，这种担忧可以理解，但完全没有必要。他说：“刚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时候，我国能胜任这一工作的人才很匮乏，懂政策、懂法律的退休官员自然就成了企业的热门人选。现在，我国已经培养和引进了大量的高端人才，已经是退休官员退出独董岗位的时候了。”
刘俊海说，中央政府正在下大力气推进简政放权的改革，要将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以后企业通过退休官员寻租的空间将大大压缩，在人才供应越来越充足的背景下，他们寻求官员担任独立董事的动力在逐步减弱。而面对中央和群众的双重压力，退休官员再次出任独立董事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
庄德水也表示，以前市场经济不够规范，政府边界不够明确，给企业公关利用政府行政审批权提供了方便。随着行政审批权的逐步下放、政府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以及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扰会越来越少，更多的精力将用于公共服务。在这种良好的发展趋势之下，政府部门包括政府官员直接干预企业的权力会受到削弱，官员兼职取酬现象将会逐步减少。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政府与企业关系会越来越和谐并趋于正常。中央对党政领导干部兼职行为的规范，特别是作风建设要求的提高，将促进两者之间关系的正常发展。”庄德水说。（本报记者 周洪双 李 可 本报通讯员 杜梦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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