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发现 富于胆识

    世纪交替以来，记者舒晋瑜对演进中的当下文学保持着持续的热情关注与探究。她跟踪当代文学，却不亦步亦趋，她关注文学热点，依赖自己的观察、阅读和判断，由此确定下访谈对象和课题。从收入《说吧，从头说起》（作家出版社2014年2月出版）中的部分访谈之中，可以看出她的努力。

    读者期待什么样的文学访谈呢？重大文学现象的发生，重要文学作品的出版，优秀作家的创作，这些自然是读者期待了解的；然而，好的文学访谈还应该到达一般读者到达不了的幽僻之处，给读者一种“发现”的惊喜，包括对被埋没的作家、被漠视的作品、被忽略的问题的发现等。“发现”依赖于眼光和判断，甚至某种意义上的胆识了。舒晋瑜的文学访谈，首先便在这里满足了我的期待。

    新时期的文学似乎步入成熟期了。不再有纷乱的旗帜招展，不再有那么多狂热的口号呼喊，作品的出现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快捷，数量和速度都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在这样的文学形势下，一个记者如果没有自己的眼力，失去了判断，他就只能跟在大势下追跑，疲于奔命，人云亦云。那种“一犬吠形，百犬吠声”式的评论和宣传，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产生的。舒晋瑜可贵的地方恰恰是她独到的眼光与冷静的判断。张炜的《你在高原》集中了作家对当代社会、历史全方位的思考。舒晋瑜在访谈时提出了“这一巨著的出版，在当下浮躁的社会是多么不合时宜”的问题。《你在高原》写作历时22年，持续的耐力在张炜大约不算挑战，“但是又如何保持每次创作的冲动和新鲜感，使细腻诗性的语言和饱满的情感一以贯之？”舒晋瑜这样向张炜发问，于是也就引出了张炜对职业写作出现的“职业病”和“精神小康”的平庸性等见解的阐述。

    这样的发现，自然首先要依赖于访问者的识见。韩少功的《暗示》一问世，就在体裁上引发争议，有人认为它不是小说。舒晋瑜发现在《暗示》背后，似乎潜伏着论争的热烈。她便指出，《暗示》看上去不像小说，更像杂文。而且，她还从韩少功自称是“文体破坏”的创新之作中，隐约看出了韩少功的很多作品与魏晋的笔记小说《搜神记》《世说新语》在体式上的接近。她还看到《暗示》中指出了知识分子的虚伪之处，实属明慧之见。

    面对舒晋瑜这样的访问者，受访者会被激发，被启迪，进而生发出连自己也预料不到的高论吧。在受访者这里，他不仅期待着访问者提出新锐的问题，他甚至期待着一种挑战性发问，哪怕这种发问会造成一时的尴尬、语塞。这就要依靠访问者的胆识与勇气了。在访问王蒙时，舒晋瑜从《王蒙的〈红楼梦〉》（讲说本）中，看到了王蒙一贯的汪洋恣肆的语言风格，她紧接着发问：“是否也存在语言不够节制的问题？”在谈到王蒙的自传时，舒晋瑜看出了在自传汪洋恣肆的挥洒中、气势磅礴的排比句中，“还是有一些刻薄和不原谅”。对于这般质疑，王蒙也表现出了可贵的大度，回答说：“还是自己的修养不到家，有笔下冒火气的时候，还需要加强学习与修身的功夫。”

    舒晋瑜的见地由她认真读书产生，胆识也建基于此。她每次访问一位作家，事先尽可能把作家的全部重要作品读一遍，与作家作品相关联的文学现象、文学思潮也进行全面了解。扎实可靠的文学访谈却必须由此出发，才不至于浮光掠影。

    可以想见，舒晋瑜手上是揣了一张文学地图的。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的山川河谷列布其上，它们的来势走向历历在目，文学史的脉系渊源也隐现其中。不过，舒晋瑜却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学导游，只把文学“游客”引到熟悉的景点上去，一一指点；她时出机杼，常常会把人导向幽僻佳地，水流花开，便在那光风霁月的妙处。在王蒙的访谈中，她谈到王蒙写新疆的作品，指出新疆的题材是文学史和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的题材模式，从最早的《穆天子传》到《法显传》《大唐西游记》，直到清代大臣洪亮吉的《伊犁日记》《天山客话》、林则徐赴戍新疆的《荷戈纪程》，王蒙的作品似乎是西行文学题材的延续，但另有一重深刻的意义。这样追根溯源的梳理，便有了“史”的意义。舒晋瑜实际上已经成了受访者的一个对话者。由访问而对话，是文学访谈的一个质的跨越。

    读一些记者的访谈，会忽略了访问者，而只是专注于受访者，看受访者说了什么。读舒晋瑜的访谈，舒晋瑜构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她的采访手记中写王安忆：“她在这浮世繁华的现代城市中，以细腻饱满的文字，书写日常的精致与繁杂。”写韩少功：“知情人很容易从韩少功的很多作品辨别出经历、感受、语言等方面的海南元素，哪怕是写湖南，海南也成了他重要的参照系，成为作品中隐形的‘主角’。”读着这样的文字，很自然地就把舒晋瑜文学访谈的独特性读出来了，从而认出，这便是“舒晋瑜访谈”了。

    （作者为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