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要有边界，也要有弹性

    《光明日报》2014年3月17日发表了古耜先生的《散文的边界之争与观念之辩》一文，对散文的边界之争作了梳理并谈了自己的看法。这是一个很有意思且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因长期以来散文理论的薄弱，以及当前散文创作出现的一些乱象，在一定程度上与散文边界的模糊不清有关。因此，无论从散文理论的发展，还是从当前的散文创作态势着眼，都有必要对散文的边界进行深入辨析。

散文文体的尴尬

    散文在我国不同的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辉煌，但散文作为一种文体却长期处于尴尬的境地。原因主要有几点：散文的“杂文学”传统，在古代除了诗和骈文之外，一切文章都可视为散文；散文文体的不拘一格，“大可以随便”；散文没有明显的文体特征，也没有现成的西方理论资源可资借鉴，这使得散文的研究比小说、诗歌难度要大得多；散文的门槛低，大多文学研究者对其缺乏应有的敬畏之心，失去了进一步深究的兴趣。正是上述原因，导致了散文边界的混乱无序，各行其是。

    面对散文文体的尴尬局面，有人认为散文具有兼容并包的文体优势，这有利于散文的多元化发展；有人则认为应厘定散文的边界，否则散文将无法在艺术上与小说、诗歌一争高低。一直以来，笔者是第二种观点的倡导者和支持者。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散文迎来了一个繁荣期，也可以说散文面临着一个“破体”的时代。散文的“破体”可谓令人欢喜令人忧：相对于小说、诗歌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散文大面积吸纳了其他文体的元素，同时打破了传统散文短小精悍、形散神不散的创作模式，从而使散文变得更为自由开放；另外，由于融入了大量非文学的杂质，文体过于宽泛且没有底线，于是散文不可避免地被异化，出现了如下一些病象：

    大量所谓原生态的、未经审美化和艺术创造的实用性文字充斥各种报刊。如《美文》杂志就发表了不少诸如《“四通”广告语》《在欢迎美国客人会议上的致辞》《老同学聚会上的开场白》之类的文字。这类包括论文、广告、医案、诉状、答辩、启事、批文，甚至便条等实用性文字堂而皇之地进入散文刊物，并打上了“美文”的标签。这固然可以拓宽散文的路子，让散文回到日常生活；但矫枉过正的结果必然是杀死散文，使散文的美质荡然无存。

    以“大”为美，无节制地拉长篇幅。我国传统散文以“小”为美，篇幅一般在一千至二千字之间，这在表达思想时虽然受到一些限制，但它是散文区别于其他文体的一个鲜明特征。而现在的不少散文作者无视文体底线，在散文“爱怎么写就怎么写”理论的鼓励下，提起笔来动辄几万字、十几万字甚至好几十万字。如祝勇的《旧宫殿》，张锐锋的《皱纹》《祖先的深度》等作品就是如此。这种“厌短逐长”的创作风气，虽然受到一些批评，但依然有蔓延之势。

    以小说的笔法来写散文。散文的跨文体写作是一种趋势，本无可厚非，但当下的一些写作者却有点走火入魔。比如有些散文家在散文中像玩魔方般大秀小说的叙述、虚构和表现技巧，搞不清他到底在写散文，还是在写小说。这种无视散文边界和法则的创作貌似才气横溢，实则是对散文的真诚和真实性原则的严重伤害，其艺术感染力和生命力也将大打折扣。

    语言的拉杂拖沓，材料的任意堆砌，题目的荒诞不经等，都是提倡“无边散文”导致的后果。因此，我坚定认为散文应有自己的文体底线。散文不是一个筐，什么东西都能往里装。如果将垃圾和烂菜叶都装进散文筐里，那散文离腐朽也就不远了。

散文的边界是相对的

    散文是一个兼容并包、诸体俱在的大家族。但我认同散文是一种边界模糊、宽泛驳杂的文体存在这一事实，并不是要散文回到“文史哲”不分家的“杂文学”时代，也不似古耜先生那样要取消散文作为一种独立纯粹文体的存在。

    散文应有属于自己的边界。只不过相比起小说和诗歌来，它的边界较为模糊宽泛，因此说散文的边界是一种相对的边界。比如，散文的取材基本上来自真实，小说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再如虚构，散文是在真实基础上的“有限的虚构”，小说则可以天马行空。此外，散文在表达思想，在叙事用笔等方面与小说也有很大的不同。它虽“定体则无”，但“大体须有”。

    散文文体的边界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就现代散文而言，“五四”前后至20世纪30年代散文的边界范畴较为宽泛，那时的时评、杂记、杂文、传记、报告文学、通讯特写等都属于散文大家族中的成员。到了20世纪50年代，杂文、报告文学相继从散文家族中剥离，抒情叙事散文则一枝独秀，成为散文序列中的唯一成员。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散文又从杨朔的“诗化唯一论”中解放出来，以随笔小品为主体的思想散文取代抒情散文成为主潮。从上述的粗线条勾勒，可以看到散文的文体实际上处于模糊、流动和变化之中，因此不能机械、简单地将散文定于一尊。但是，有一点必须明确，不管散文的边界如何变化，散文的审美性即诗性，散文的艺术创造却是永恒的。

    从这样的立场出发，我认为上段时间“在场主义散文奖”将金雁的《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评为头奖未必是正确的选择。这本书有较强的可读性，有不少新鲜材料，感性色彩较浓，文字也漂亮，但它的整体框架、论证方法，包括资料处理都是学术而不是散文的。这是一本有独到见解，具有一定审美性的学术著作，但不能说它是一本优秀的散文。因它完全突破了散文的边界，即便在散文观念十分开放的今天，也无法将其划入散文的范围。

    当然，反过来，我也不赞同刘锡庆的“文体净化说”。他的理论存在两个明显的漏洞：其一，他无视20世纪90年代的散文创作态势是“思想散文凸现”和“抒情散文淡出”这一事实，一厢情愿地开出“艺术散文”的药方，而按照他的“文体净化”标准，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优秀散文都将被逐出散文的领地；其二，若按“艺术散文”的路子走下去，当代散文的天地将变得单一和狭窄，甚至有可能回到“杨朔模式”的老路上。这显然不利于当代散文的发展，也是文体的一种倒退。

    由上可见，散文既要有边界，也应有弹性，不能定得太死板。换言之，在理论上，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散文观念，可以有“广义散文”和“狭义散文”的划分，但落到创作实处，往往又无法一言以蔽之。举例来说，一篇思想含量丰富，同时具备了审美艺术性的论文，与一篇思想平庸、艺术表达上又陈旧老套的散文相比，到底哪一篇更属于优秀散文？恐怕不太好说。由此类推，我以为在散文分类上，同样要有弹性。散文的范畴除了记叙性散文、抒情性散文、思想性散文、说明性散文和游记外，具备审美性的序、跋、日记、书信、回忆录和传记文学也可视为散文。而时评、政论、历史论文、经济论文等因缺乏审美性，不应列入散文行列。至于杂文、报告文学、散文诗20世纪50年代就被剥离出散文家族，实在没有必要再拉进来。倒是一些“非虚构”纪实性作品，在新世纪颇受读者欢迎，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这类作品如果有较强的审美性，也应划入散文的版图。

散文如何提升？

    上面我对散文的边界问题提出了一些粗浅的看法，不过“边界之争”并非我为文的初衷。笔者希望通过“边界之争”加深对散文的认识，进而寻找提升当代散文的途径。

    当代散文如何提升？笔者基本赞同古耜先生的“文体彰显自我”“取材基本真实”“叙述自有笔调”等观点。除此之外，我认为还有几个问题必须引起充分的重视——

    第一是“自由”与“节制”的问题。散文的本性是自由，但自由并不是自娱、自恋、自大，不是恃才傲物和荒诞不经，更不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散文的自由表现在表达上应自由自在，在心灵上应自由放松，在精神上应自由独特。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散文在“自由”上跑偏，结果导致了散文文体的失范和异化，产生了大量的散文垃圾，败坏了散文的声誉。现在，在散文“重新出发”的节点上，应重新理解散文的自由，处理好“自由”与“节制”的关系。

    第二是散文的“大”与“小”问题。一段时期以来，散文界以“大”为荣，以“大”为美。于是乎，出现了“大散文”的概念，在题材上热衷于写国家民族、王朝更替、政治变革的大题材，在感情上则是抒大情、讲大理，追求大境界和大家气派，尤其在篇幅上，更是越写越长。其实，散文弃短逐长，有悖散文的本体性。散文是以情动人，以心交心，以气质、神韵、优美且富于凝聚力的形式和文字去打动读者。试想一篇散文动不动几万字乃至几十万字，它的感情有可能集中强烈，形式和文字有可能优美简洁吗？这样的散文很可能是感情注水、形式散漫，文字冗长唠叨，或者用一些宽泛空洞的议论来拉长篇幅。

    第三是“思想性”和“审美性”问题。眼下许多专家强调散文写作的思想性，甚至把思想性放在第一位，这本身没有错。但现在的问题是：似乎“思想”被披上了过于沉重的盔甲。所以，在注重思想性或精神性的前提下，我主张散文应强调个人性和体验性，注重文字表达的优美、形象的饱满、叙事的变化、形式的和谐和想象的新奇。总之，将审美性即诗性放在首位。

    假如当代散文创作能处理好上述问题，那么可以预期，散文的思想质地和艺术水准，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升。

    （作者为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延伸阅读

    3月17日，《散文的边界之争与观念之辨》（古耜）；

    3月31日，《“是否真实”无法厘定散文的边界》（何平）；

    4月21日，《散文的范畴亟待确立》（熊育群）；

    5月12日，《散文的文体提纯要彻底》（朱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