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扬理性 教化德行

    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强烈的创新精神，这在易学的传承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产生于战国末期的《易传》，总结了《易经》问世后近千年天翻地覆的社会生活和春秋以来百家争鸣的理论成果，采取了经典诠释的形式阐发易理，在文化传承中做出了极富智慧的思想创新。

赋《易》以理性精神

    《易经》以卦画推演来表达思想理念，具有经验性、直观性、模糊性的特征。《易传》借鉴吸收了民族思想发展中的精粹资料，对《易经》做出准确的文字解析和思想阐发，使易学的理性精神大放光彩。

    首先，《易传》用文字来命名构成八卦的两个符号，明确地运用了阴阳概念。《易经》将两端思维用两个符号表达，对符号并无文字命名，《易传》对这一理念作了深刻体认，称其方法为“观变于阴阳而立卦”，确认“乾，阳物也；坤，阴物也”。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明确地运用了阴阳概念，并规定了刚柔、动静、雄雌、男女、上下、明暗等对立事物的阴阳归属。它还首次提出了“太极”概念，阐发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命题，极大地提升了易学的理论性，将易学的内在逻辑用文字清楚地表达出来。

    其次，《易传》对经文中卦画推演所形成的思想理念作了提炼，提出了“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的变易根源论；表明了渐微和彰显两种变易的形式；推断了变易“反复其道”的回复性和无限性趋势，对变易思想做出了精深阐述。

    最后，《易传》在注释经文中敏锐地发掘话题，阐发见解：它发现了《易经》作者的忧患意识；认为包牺氏是通过观天法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而创立了八卦；提出“《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易传》阐发了经文的思想内涵，也论证了卦画推演与人类世界的相通性。

    《易传》为易学注入了理性精神，使《易经》的许多深邃理念明朗化，它开创了易学研究的义理学派，又以自身的思想高度推进了易学的影响力，尤其是阴阳学说得到规范化提升，对天文学、医学、农学、建筑学乃至人们的审美观念都发生了深刻影响。

立人之社会责任

    《易传》承袭了经文的人本思维，提出“生生之谓易”的命题，认为变易就是生命的生育和生长。带着这样强烈的生命意识，《易传》把人参杂于经文安排的天地交合之中，认为天道、人道、地道构成《易》的“三材”，进而认为易卦的六爻正是“三材”各兼两位而形成。“天人合一”在此被模式化，人成了与天地相合、影响世界变化的必有要素。

    根据“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法则，身居天地之间的人应该积极地推动变易，以实现生命的意志和人类的永存。据此，推动变易就是人与天地相合的一种天赋责任。在解释开首的乾卦之象时，《易传》即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认为天道刚健，人应该以天为法，以刚强意志推动事物变易而永不歇息。在对“革”卦的解释中提出“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认为汤武推动社会变革，是实现了顺天应人的责任。

    在确立人的社会责任时，《易传》既倡导“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的能动性，又主张“待时而动”、“与时偕行”的时机论，两者强化了“天人合一”的认知模式，提升了人推动社会变易的客观可能性，彰显了《易传》“责任观”的理性精神。

    《易传》通过经文诠释推论出了人的“天赋”责任，致使中华文化中具有极强的责任意识。司马迁早年向父亲承诺了著史尽孝的责任，他身遭腐刑后隐忍苟活，就是认定责任重于泰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表达的是中国士大夫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当代中国，责任意识、担当精神，始终是一个伟大政党取得人民信任的优秀品格，也是一位普通公民应该具备的优良素质。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民族传统中的责任理念仍然闪烁着本有的光彩。

奠生之道德基础

    《易传》强调人在天地间的存在和责任，主张生命间的彼此关爱和相互助益。它把这一理念提升到德性的层面，提出“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认为只有崇尚德行才能广大事业，从而把道德视作生命过程中实现责任的可靠基石。

    《易传》把乾坤八卦视为父母与六个子女的关系，使卦象系统具有了浓厚的人伦色彩；它赞扬了乾卦刚健广生的品性，也认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提出“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大地以自身的丰厚滋养生命、载育众生，与万物同荣，《易传》肯定了这一德性，主张欲成大业的君子应该效法大地，用自己的丰厚德性助益同类、惠利生命，使有生者被及德泽、受利生长，从而与天地之德相合，并由此获得万物的涵养，实现事业的成功和生命的价值。

    《易传》还从道德方面理解许多卦象，如认为《履》卦讲行为修养，是道德的基础，《谦》卦讲礼节谦让，是道德的枢纽等。它借助对经文有关思想的阐发，对人们进行谆谆道德指引。如曾提出：“利者，义之和也”；“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等，《易传》把道德理念展现出来，强化人们的道德自觉。

    《易传》把前人的道德理念灌注于易学体系中，强化了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至上观。孔子曾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表明了德行高于才能的价值标准。宋明理学根本上就是一种伦理至上的学说。在中国神幻小说《西游记》中，德性最高的唐僧尽管降魔能力最差，但却是团队的当然领头人，而取经的结果也表明，只有以德性为统，才有艰难事业的成功。道德至上的理念已潜存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致使反传统的时代仍未脱离传统的道德思维路径，可见道德至上理念在民族文化中的影响之深。

    事实上，《易传》是沿着传统人本思路，从人生观的角度看待世界万物变化的，它把人类世界的变化、人的责任实现、人的道德修养看成是统一的过程。“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既是讲事物变易中渐积与显变的两种常规，又是在讲人生的功业成败与道德修养的联系。“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既是讲事物的两端转化，又是讲人对变易之枢的能动把握，也是强调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及安身保国的道德养成。在《易传》的理论视野中，天地人构成“三材”系统，负有推动变易、促成社会通达长久的责任；人只有德合天地，与万物相助益，赞天地之化育，才能实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易传》正是以此构建了自己形散而神聚的严整体系。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易传》总结了丰富的历史与生活，吸收了前人的思想资料，在对《易经》的继承中创新了易学、创新了中华文化。它的思想成果和创新方法，推动了民族理论思维的深化，也为后来的思想创新树立了标杆，拓展了道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代社会，创新未有穷期，《易传》的思想灵魂正显示着无尽的生命力。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