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念一些大树,像怀念一些人。
樊道成是我早年的朋友,他请我在县城郊外的一个农家乐喝老酒。时值冬日,天寒地冻,我们干脆撤去席面,围坐在主人宽大堂屋的碳炉子前“裸喝”,精简了菜品。酒是小甑子烤的苞谷酒,了解地方土酒的“喝家”会点名要喝此酒。
这样的酒,来自深山老林里长苞谷的村落。那样的地方,一年主要种苞谷、洋芋。糟践不完的苞谷就用来烤酒,洋芋多了,也有烤酒的,也是一品,不过没有苞谷酒正经——洋芋毕竟不属于正经粮食。
“你晓得吧,冠河的那棵榔树死了。”酒过三巡,樊道成突然说。
“怎么回事?”我一口酒喝下去的时候,呛住了,使劲咳嗽几声。
樊重复说:“这是我本子上最后一批古树了。”
很多年前,樊就随身带一个黑皮的小笔记本,里面记录着他亲眼见过的吾乡的古树,有200多棵。所谓古树,树龄一定要在500年以上。我曾问他:“非得过了500年才算数吗?”“要不哩!古树嘛!”樊如此说。
樊学林出身,在县上林业站工作。那次在冠河,一条沟垴上的最后一个村子,樊领我去看一棵榔树。榔树长在一道缓坡上,非常高大,比周围的树木都突出。榔树主干通直,冠盖如云,其投影所至,寸草不生,偶有榔树之根暴露地面,鼓起土堆、石坷垃,如地下的龙,其根似有鳞,细察,鳞下竟嵌有嫩芽,一律弯向日头的方向。樊告诉我,此树得有千年以上了。
樊又说,大树见证一个地区的生态,大树多,则生态优,这好比一个地方,有庙即有敬畏,凡能称得是大树者,乡下必有人敬它们,它们本身就是神灵。我听得凛然。每次下乡,在僻野之处,见到一棵大树,樊一眼便能瞧出它们的年纪,凡过500年者,都入了他的小本子。我在冠河看到的那棵红榔,是第二百多棵吧。
老的榔树才能称得上是红榔,这样的榔树树干血红,折其枝,可流红汁。冬日寒冷,其顶端的叶子,有一层竟也是浅红的,向着日头,向着天空。樊说,成精的榔,才叫红榔。何为成精者?我问,樊笑而不答。
红榔在吾乡的风俗中,是建筑中的劲材,是有身份的,盖庙用,建衙门用,不是甚样的人都可享用。吾乡老县衙的明镜高悬厅的两根廊柱,用的就是榔,此衙存世200年,毁于“文革”大火。
都说“千楸万榔”,我也曾见过楸树,生长在老林间,孤傲成癖,楸树周遭无大树。有楸榔生长之地,古气十足,有天地之灵气。
这次在农家乐吃老酒,樊告诉我山里的大树近年毁迁者众。他翻出随身带着的小本子,凑到我鼻子前给我指点,哪棵树什么时候起走的,现在何处;哪棵起运并不成功,伤了大根了,只好做枋子处理。冠河里的那棵红榔,是自己死的。因道路不通畅,大型机械进不去,雇了一帮子民工用锹挖,挖了二七一十四天,见不到主根,有见识者判断其主根扎进岩层里去了,除非把一座整岩剖开,否则不能得此大树。作罢,回填其土,围石以固之,此后过春热,无新叶发出;再过夏热,枯萎;秋冬见凉,榔更萧索,据此可判断,该红榔已死。
林业局为此还启动救援之策,请了市里的专家来会诊,给红榔挂满一身吊瓶,无果。
在城中心广场,樊指一木告我,此树也已成精。夜色中,大树纷披城市之光霓,树身四周搭着脚手架,树身也挂了数只吊瓶,顶上覆盖着黑色网棚。树有一人合抱,直有10米,因是冬日,树无绿叶,仅张扬着如铁丝、细钢筋之类的疏枝。
樊说,这是一棵紫荆,500年了。去年秋天有人偷运出境,被林业公安截查,转植县城中心广场,仅移植费用就花去30万元。据说,一棵这样的大树运进更大的城市,转手可值200万元,于是明白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大树争着抢着要进城了呵!
紫荆是一种乡土树,多见于百年老村或人烟稠集的大庙,紫荆开花坐果动辄在风中作响,花叶悦响,果实铃响,皆有梵音。
夜色中,樊突然抱住眼前的紫荆,以耳贴其身,以指敲击其干,我们齐声询问:“老樊你在做啥?”
樊笑说:“树在咳嗽。”樊大概醉了。
这个情节,很长时间在我脑海挥之不去。我在一些城市行走,喜欢看城市的大树,它们大多于近年移栽而来,我也常有樊那样的冲动:以耳贴树,听它们是否在咳嗽。
(作者系《安康日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