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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我国支持文化产业政策频出，力度空前，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到《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再到《关于深入推进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见》，支持政策覆盖面广，顶层设计日益完善。
文化政策对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促进城市转型发展起着怎样的作用？文化政策制定和实行中还面临哪些突出问题？未来如何科学制定和评估城市文化政策？日前，在由光明日报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共同主办的城市文化政策比较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创新驱动：文化政策迎来空前热潮
【案 例】走进位于上海黄浦区的田子坊文化产业集聚区，建筑设计、珠宝设计、动漫设计、原创油画、泰国石雕、陕西民间工艺品、日本和服设计制作、西藏唐卡收藏、茶道馆……近50家各具特色的创意机构陆续登堂亮相，让人目不暇接。随着田子坊的扩容，浓郁的艺术氛围从田子坊南面的老厂房蔓延到北面的石库门民居，一种保护历史风貌、改善生活环境和发展创意产业和谐共存的新模式也由此萌生。
田子坊园区只是上海文化创意园区的一个代表。经过多年的积累与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上海城市创新驱动与转型发展中熠熠生辉的“明珠”。
随着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上海市制定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文化政策，各区县纷纷加快制定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设立产业扶持资金、探索特色发展模式，将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区县工作重点予以推进，产业布局不断优化。
近年来，文化发展在城市转型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文化政策的制定迎来了一个空前的热潮，很多城市陆续制定各领域的文化政策，包括文化遗产政策、文化艺术政策、文化社会政策、文化经济政策等，国家文化建设顶层设计日益完善。
“在城市转型发展的新阶段，文化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不仅能够更好地促进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还能进一步弥补文化市场失灵的缺陷，提高文化产业发展水平，改善人民的生活品质。”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郑崇选说。
“三十多年来，我们走的是中低端制造业为主的发展路线，如果从中端走向高端的话，技术创新是一个核心动力。”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潘世伟指出，科技的创新、生产要素的集聚以及将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均需要很多政策支持。近年来，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加快，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产业以其高知识性、高增值性和低能耗、低污染等特征成为新型现代服务业的“超级引擎”。如何在国家产业转型发展的大背景下，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创产业经济价值，如何通过科学合理地制定文化政策来引领城市转型发展，是当前面临的焦点与难点。
顶层设计：文化政策面临诸多问题
【案 例】最近，山东济南某动漫制作公司的负责人杨华越来越忙，他正带领员工加紧开发制作动漫产品，由于国家出台支持文化产业融资的政策，以前一直困扰他的资金问题，有望通过政府的扶持政策解决。在多年的企业运作中，杨华感到，对于自己经营的小微文化企业，国家和地方虽然出台了不少相关的支持政策，但从实践来看，很多政策缺乏可操作性，缺乏支持和服务的有效平台，仍存在包装多内容少、原则多细则少、弹性多刚性少、门槛多实惠少的问题。
杨华的感受代表了很多文化企业的看法。
对此，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蒯大申指出，当前，很多城市在制定文化政策的过程中，依然面临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城市文化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制约。
蒯大申分析说，比如有些政策对企业、对微观经济进行直接行政干预，以政府选择代替市场机制和限制竞争，导致产业结构、企业规模、技术路线等不由市场主体决定；文化政策制定中以政府主导为主，社会参与度不足，这些都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不断完善。
“当下大家对文化软实力发展，应当更多地把眼光聚焦到软实力发展支撑的机制和体制方面，而这种文化整体发展的体制机制具像化的反映，我认为就是文化政策。”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琪指出，我们怎么保持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与文化发展的辩证统一，怎么让城市文化个性与共性变得统一，这是在我们文化政策的定位上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首师大文化研究院副院长陶东风认为，政府的文化政策是有价值纬度的，它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有一种内在关联。文化政策是不是能够体现这样的核心价值观，文化政策能否真正以百姓为本，理念有没有从原来的计划的管理模式中超越出来，都需要我们在研究中深入探讨。
对此，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徐清泉指出，对我国而言，文化发展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从原有的粗放型及形态化发展阶段向精细型及内涵化发展不断转型升级的阶段。为此，我们需要在科学发展观原则指引下，在实现伟大中国梦的理想激励下，逐渐学会巧妙应用文化政策制订实施，来引领文化建设实践实现不断优化。
着眼长远：文化政策如何规范
【案 例】作为多年从事文化政策制定执行部门的负责人，上海市文广局政策法规处处长施福平有着很多遗憾。他既深深感到近年来文化政策对于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同时真切感到，当前，我国的文化政策还有不完善、不配套之处，未来，文化政策制定和执行中亟须实现“一体化”、创新性、延续性和可操作性。
施福平的观点得到了与会专家的一致认同。
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王永章指出，现在，文化产业虚火严重，个别产业发展过度，企业有时候存在短视现象，市场决定性要有，但政府这只手也要有，一定要引导。未来，产业政策要注重引导，要促进产业实现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此外，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如何真正深入基层，我们的文化产业政策未来应向何方努力，如何扶持小微文化企业发展，这些问题都亟待文化政策做出回答。”北京市社科院文化所所长李建盛说。
上海交大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教授胡惠林则表示，“城市文化政策是城市治理的工具”，各具特色的城市功能定位影响着相关政策的制定，未来，学界应对文化政策在评估和制定机制等方面开展比较研究。
专家表示，未来，我们应在把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相互关系中，进一步优化文化政策。在文化政策制定过程中，要结合各城市的文化特色，因地制宜；要注重各部门具体政策的统筹和协调，实现政策的有机统一；要着眼长远，注重发挥文化政策的社会效益和社会整合功能；要关注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加强和扩大公众参与。
郑崇选指出，此外，还要加强政策执行中的评估尤其是第三方评估，对政策实施产生的影响和效果进行及时反馈，从而建立文化政策不断改进和完善的有效机制。（本报记者 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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