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朱德群大师

    朱德群先生于今年3月31日在巴黎去世了。而我太闭塞，不久前才得到消息。2011年夏，我在巴黎小住，本想去拜望，但有朋友告知，他因脑血栓已瘫痪卧床多年。于是打消了此念头，不去相扰了。而今先生仙逝，顿感怅然。

    我第一次见到朱先生的作品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那时吴冠中先生因参加一个到非洲访问的画家代表团，途经阔别30多年的巴黎停留了三天。他见到了老同学朱德群，并带回了这幅画。我被那奇丽的色彩和跃动的笔触所吸引所震撼。这是我第一次面对一幅“抽象绘画”的原作，给我留下了至今难忘的印象。

    1985年我有幸被中国美协派遣前往巴黎国际艺术城吕霞光画室作为期半年的进修考察，同行的是画家鲍加。较我们先期到巴黎学习进修的尹戎生、蔡亮、邢啸声、潘世勋等已在巴黎住了些日子。那时大陆画家出国的还不多，旅法的艺术家对我们非常热情关照。有前辈艺术家如吕霞光、代顽君、朱德群、熊秉明等先生，也有同辈的如彭万墀、陈建中、卢伙生、潘英、陈启跃等先生。赵无极先生深居简出，很少见大陆画家，但还是接受了在陈建中引领下我的拜访，之后还给我寄来了一些画册。

    这些旅法画家无论来自大陆或台湾，都经历过艰苦的拼搏，渐渐融入西方文化中，有的已取得巨大的成就。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对中国艺术的发展也弥足珍贵。对于长期处在封闭僵化环境中的大陆画家来说，他们像一群到西方取经的先行者，他们已替我们探索了几十年。他们是东西方美术的桥梁，和他们交流，听他们那些亲历沧桑的肺腑之言，使我们很快拉近了与西方艺术的距离，而接近其核心。至今想起来亦心存感激之情。

    朱德群先生身材魁梧高大，为人谦和低调。他1920年出生于江苏萧县白土镇。祖父、父亲均为中医并雅好书画。他自幼受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而习字作画，1935年考入杭州国立艺专，深受吴大羽、潘天寿先生影响。抗战时期随艺专一路烽火，迁往赣、湘、贵、滇、川，跋涉数千里。后随中央大学迁回南京，1949年又迁往台湾，任教于台湾师大美术系。1955年赴法，后来在巴黎定居下来，过着职业画家的生涯。

    我与鲍加每次都是随尹戎生拜望朱先生的。那时他住在巴黎十一区的一座18层公寓的顶楼上。那顶楼有天窗画室，还有个小阳台。朱先生待人亲切诚恳，一点没有“大师”的架子。师母董景昭是东北人，也是高个子。后来我见到他们的两个儿子，也长得高大健壮。在那里见到了朱先生更多的作品。有一次他从瑞士归来，在车窗外是大雪飘飞的阿尔卑斯山奇异景色，回来画了一批以黑、白为基调的大幅面作品。远看如同水墨淋漓的山水画；近看山峦树石，高山流水不见了，只见纵横挥洒的油彩和变化丰富的机理。和他通常办展览的做法一样，展厅四壁是他的画。中间的空间是他的挚友阿尔伯特·费侯的不锈钢抽象雕刻。摆在一起互相映衬，相得益彰。

    朱先生的画作大笔恣肆，间以小笔游动的点线；用色或浓重或清雅，杂陈着宝石般的光斑，神秘而深邃。极富音乐性和节奏感。正如他自己说的“看一张画就像听音乐一样”。吴冠中先生有感于他的作品常常表现出来的晶莹奇丽。曾形容如“隔着水晶看狂舞而听不到一点噪音，粗犷的力溶于宁静的美”。我看他表现大自然的奇幻，却常想到一些古人的诗句如“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杜甫），他的画有如精心酿造的美酒，醇厚而令人陶醉。有如“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李白），而碧玉碗盛着透光的琥珀，就像朱先生某些画的色调。他的作品确乎没有描绘具体的形象，但却是“象外之象”。它没有情节故事，却给人丰富的诗意的形象联想。

    抽象绘画兴起于二十世纪初。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型：一是以蒙德里安为代表的，更具理性精神和几何构成的“冷抽象”，虽然可溯源于自然形象，但已高度抽象化而远离了自然形态。二战后又派生出如极少主义、硬边艺术、光效应艺术等诸多流派。另一类是以康定斯基为代表的，被称为“热抽象”的绘画。更多地保留了对自然物象感性认识的因素。也更具有绘画性和表现性。战后崛起了抽象表现主义，最具代表性的如美国的杰克逊·波洛克、弗朗兹·克莱因等人。他们作品粗犷强烈，咄咄逼人。朱德群、赵无极先生应属后一类，却带有东方文化清雅含蓄的抒情意韵。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他们能立足于当代艺林的原因。

    朱先生知道我是昆明人，又是他的同学董希文先生的学生。对我讲起了抗战时期国立艺专迁移的往事。他说从贵阳到昆明，找不到车坐，他就一路步行到昆明，一路画速写，可惜都丢失了……他说他初到巴黎时，画的还是具象的，较为写实的画。在1957年，当他看到法国抽象派大师斯达尔的大展，内心深受冲击感染，从此决心转向抽象绘画。但作这种画，画家更要有丰富的想象力。他还说抽象绘画只有近百年的历史，还没有产生像伦布兰那样的巨匠。他也不时流露出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崇敬。如对范宽倍加推崇，说他的《溪山行旅图》是中国的第一杰作。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作品中，并没有这些人的痕迹。那时他已在画水墨画——虽然没有拿出来给我们观赏，但师母向我详细询问过托画的方法。

    朱先生还把他的挚友，金属雕刻家阿尔伯特·费侯介绍给我们。带我们参观了他的工作室——完全是个金属加工车间。费侯在法国享有盛誉。从巴黎乘地铁一号线往西，凯旋门的下一站，一出站门就能见到他为二战时在北非立有战功的格涅柯将军作的巨大金属雕刻纪念碑。其艺术语言来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的大师乌切洛的战争画——矛与盾的对抗。当然，那是银白色不锈钢的架构。我们考察期满，即将离开巴黎时，在国际艺术城的展厅举办了展览。巴黎的师友、一些不认识的法国人及住在艺术城的艺术家都前来赏光。朱先生及夫人也来了，这是对我和鲍加的鼓励和指导。

    离开巴黎回国后，收到过朱先生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您在国外看了许多国家的收藏，对您会有许多启示，现在可安心工作了，这些启示将随着时间慢慢流露在您的画面上……”我想这些启示也包括朱先生给我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