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已79岁高龄，是出生在新疆伊犁的塔吉克族人，却大半生都生活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青藏高原上，创下了高原医学研究领域的多项第一。
他走遍了青海、西藏、甘肃、四川、新疆西部的大部分地区，诊治了上万名牧民群众，构建起高原生存安全的科学体系。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
在缺氧环境下的坚守
20世纪80年代前后，我国的高原医学研究者寥寥无几。1978年，吴天一和他的同道长期在缺氧的高原环境中，共同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高原医学专业研究机构——青海省高原医学研究所。在雪域高原，海拔每上升1000米，气温就要降低6摄氏度。但比起令人窒息的缺氧环境，低温不是最令人畏惧的。此外，在高海拔环境，需要对付的还有常常致人唇裂的干燥和强紫外线的辐射。
而对于吴天一来说，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50多年来，他在高原科考的崎岖道路上曾多次遭遇车祸，身体14处骨折；鼓膜曾被击穿；两眼早早患上白内障……但无论如何，他都牢牢地坚守在青藏高原，坚守在高原医学研究阵地上。
1991年，高原医学专业研究所建成全国最大的高低压综合舱，吴天一是第一个模拟试验者。明知有风险，他仍毫不犹豫地说：“技术设计是我做的，当然是我第一个进舱。”
气压从海拔5000米的高度开始下降，由于降速太快，他瞬间头痛欲裂，鼓膜被打穿。但令人欣慰的是，此举换来了第一手舱体升降的物理参数和舱体运转的安全系数。
不懈的探索，催生了一项又一项科研成果——1963年，吴天一在中国首次报告了高原肺水肿；1965年，他在国内首先报道了“成人高原性心脏病”并指出了肺动脉高压是根本病理机制；1979年，他率先提出了青藏高原最常见的慢性高原病类型“高原红细胞增多症”的概念。
不仅如此，他还在人类高原适应学科领域，开拓了“藏族适应生理学”研究，并从整体、器官、细胞和分子几个方面，提出了藏族已获得了“最佳高原适应性”的论点，这是长期“自然选择”遗传适应的结果，为人类低氧适应建立起一个理想的生物学模式。
与此同时，吴天一首次证实了我国青藏高原存在慢性高原病的可能，推翻了国际高原病专家麦克·沃尔德等权威人士认为的“青藏高原居民不存在慢性高原病”的观点；他提出的慢性高原病量化诊断标准，被选定为国际标准，奠定了中国高原医学的世界地位。
马背上的好“曼巴”
雪域高原上的雪莲花，花开了又落，落了再开……
1956年，吴天一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在平壤医院工作。两年后，吴天一携妻来到青海。
从此，他锁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也把人生坐标锁定在了青藏高原，几乎走遍了这块土地上的每个地方。
为研究青藏高原藏族人群“高原低氧适应生理特征”课题，已熟练掌握英语、俄语、塔吉克语、汉语的吴天一，还学会了藏语。50多年间，他在青海、西藏、甘肃、四川、新疆西部的大部分高海拔地区，诊治过上万名牧民群众，整理了大量的临床资料。藏族牧民都亲切地称吴天一是“马背上的好“曼巴（医生）”。
吴天一认为，治疗高原病，“只有从根本上认清致病机制，才能总结出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让临床治疗有章可循”。
于是，除了每天的临床工作，积累资料、探索高原病因成了吴天一全部的生活。为此，经过研究，他制定了一系列劳动保护和高原病防治措施，为来到高原的数以万计的人的生命健康提供保障——确保了14万筑路大军5年内高原病零死亡；抢救因参与玉树救灾而患上高原病的多位患者；确保来此工作、学习、旅游的人们在高原的生活健康安全……
“青藏高原是我的根”
无论是到高原牧区骑马巡诊，还是登临珠穆朗玛峰做科考研究，吴院士都投入了极大的爱，那是对知识的爱，对生命的爱，对高原的爱，对祖国的爱。
他经常说：“我是祖国的孩子、是青海的孩子”，“我的生命就在高原”，“青藏高原是我科学事业的根。”
他深深眷恋着青藏高原，是迄今留守在青海的唯一的两院院士，“每当我从高山雪岭获取大量珍贵的高原科研资料，就好像找到永不枯竭的三江源之水”。
他说，每当自己站在国际会议论坛上，代表国家发表关于高原医学研究成果的演讲时，都会感到骄傲。
对于中国高原医学前景，吴天一充满了自信。他说：“虽然美国、日本等国家的高原医学领先我们很多，但是我们有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内蒙古高原，我们的研究条件得天独厚，只要对高原充满爱，对人民充满爱，我们的高原医学研究就一定能够走在世界前列。”（本报记者 金振娅）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