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青岩看“花灯”

    对于“花灯”我们似乎并不陌生，很多人都知道“正月十五闹花灯”的说法。没有看过“闹花灯”的人，也能通过“花灯”这个词，大概猜出它的意思，脑海里或许会浮现出热闹的场面和五花八门的灯，以及过年的情景。既然是在正月里，人们自然有很多时间去看、去闹、去载歌载舞。

    “花灯”有“地灯”“台灯”之分。“地灯”是与舞台无关的歌舞，随走随唱，自由、明快、质朴，与民间生活更为贴近。而“台灯”，顾名思义是在舞台上演的。“台灯”又衍生出花灯舞和花灯戏。花灯舞与“地灯”中的舞不同，有更多的限制。花灯戏属于戏曲形式，有故事情节，人物还需按角色特点穿戴戏装。

    贵州的花灯，大约是在明朝初年，由来自江南、中原等地留在贵州驻守、屯耕的军士们传入的，流行于清朝，普及于民国年间。

    起初，花灯叫采花灯，只有歌舞。“花灯戏”是清末民初在当地民间歌舞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流行于贵州的独山、遵义、毕节、安顺、铜仁等地。各地有不同的称谓，黔北、黔西一带叫“灯夹戏”，独山一带叫“台灯”，思南、印江等地叫“高台戏”或“花灯戏”。

    花灯历史源远流长，唐宋时期花灯就是人们欢庆春节的娱乐形式。唐《开元天宝遗事》中记载，“韩国夫人置百枝灯树，上元夜点之，百里皆见。”南宋《乾淳岁时记》中说，元夕皇上在宣德门观鳌山，“山灯凡千百种，其上伶官奏乐，其下百艺群工竞呈奇技，缭绕于灯月之下。”花灯传入贵阳的时间，没有典籍记载，只可从一些史料中推测：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征南将军傅友德率30万大军入黔，借道伐滇，战后便屯兵贵州；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二月贵州建行省，内地人民（包括破产的流民、贬官等）在“调北填南”政策的驱使下大量移居贵州。这些屯兵和移民自然会将内地的花灯艺术带到贵州（贵阳），因为历代移民与土人“岁时礼节皆同”（清鄂尔泰编《贵州通志》）。

    灯戏的剧目多取材于旧小说、民间故事和民间小调等。传统剧目有《刘三妹挑水》《拜年》《放牛拦妻》《替嫁》《王二编筐》等数十出。根据民间唱本改编的剧目有《红灯记》《二度梅》《八仙图》《蟒蛇记》《滴水珠》等数十出。

    贵阳花灯主要由一对男女主角边唱边舞，由十多个群众演员伴唱伴舞。男主角称为丑角，又称武角，俗称唐二；女主角称为旦角，俗称幺妹。此名因地域不同略有差异。《开阳县志》称“一人男妆，操一巾，曰唐二；一人扮女妆，持一扇，曰懒大嫂。双双蹈舞，曰跳花灯”。在丑、旦之外，另加一生角，敷演一个完整的故事，就是花灯戏。灯戏的唱腔用灯调、花调，属于弋阳腔系统。以弦管鼓锣伴奏。它的表演程式多借鉴花灯的程式（如“膝上栽花”等身段）。

    这次在青岩古镇看的花灯属“花灯戏”，但不是历史剧目，而是表现丰收喜悦的现代戏，剧情比较简单：

    五六个上了岁数的老年人，且都是老头，脖颈上围着红布条，坐在舞台的最右角。因为整场戏都要靠他们的唱腔来推动，所以他们坐得极为端正。开口唱时，两个身着戏装的男女（女角由男人扮演）跳进场来，女角头戴红花，披长条粉色头巾。两人在悠然的唱腔里跳着，手里各执一把极鲜艳的扇子，情到深处做男欢女爱状。

    表现的是丰收之后，人们庆贺丰年，男女之情荡漾其中。女角的扮演者生得细眉小眼，画得面色苍白，舞蹈时又心不在焉。面对观众时他总是斜眼往天上看，神情落寞，我随他往天上看去，蓝天下是房屋的一角，飞龙走凤被映衬得极为刺眼。

    戏到中场时，年轻的女角突然退场，随即跳入一个中年女角。只是这个中年女人有几分臃肿，粗手粗脚，显得老实憨厚，笑起来还真露出几分女相来，似娇似嗔，又似粗俗，仔细一看又是一个男人。他的装束与那年轻的有所不同，头上虽然戴着红花，披挂的头巾却是绿色的。

    台上的戏还在演，中年婆子退下去了。之前那个年轻的又上场了，依然跳得没精打彩。这时，专门负责花灯戏传承的两个人走过来，我向他们询问剧情。或许他们也不清楚剧情，或许他们说得没错。他们说，没有剧情，只是表示丰收之后的喜悦。

    (作者为贵阳市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