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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4年06月06日 星期五

    师友印象

    和谢冕先生聚餐

    张志忠 (北京) 《 光明日报 》( 2014年06月06日   16 版)

        那天和谢老师的聚餐是老孟召集的。近些年来,我们一帮弟子,每年都会召集一处和谢老师吃饭,说起来是尽弟子之礼,但我的内心深处认为,也许只有在这样的场合,我们才可以肆无忌惮地放纵一番吧。在老师面前,我们永远是学生,也能够永远保持学生般的纯真情态,能够回味少年般的情怀。

        杯中酒频频举起,酒酣耳热之际,大家照例会讲起各种各样的趣闻逸事。在那天的酒桌上,就讲了6个和谢先生有关的故事:

        第一个转述的是一位不在场的学友的故事(这位来自河南乡村的学友,14岁就考上了北大,这恐怕是一个很难被超越的纪录。网上说,他当时正在黄河边上放羊,忽然有人赶来告诉他,你考上北大了,兴奋至极的他,一挥手把放羊鞭子扔到了黄河里。我曾向他求证,他说这个故事前半段是真的,而把放羊鞭扔进黄河则是“合理想象”)。他在北大读书的时候,虽然人在图书馆系,却是个文学青年,写了很多诗歌,想请谢老师指点一下。于是,他来到北大西门对面的蔚秀园,向一位女老师询问谢老师的住处。女老师问道,你找谢老师什么事啊?他说,要请谢老师指点诗歌。女老师说,那你给我吧,我给你带去。原来她是谢老师的夫人,是我们敬爱的师母。

        第二个故事是老孟讲的。老孟和谢老师一道去中文系办公室,谢老师要去取邮件。作为文学研究的泰斗,先生每天都会收到很多报刊和书籍。管理邮件的老师非常细致,把谢老师的邮件扎成一捆一捆的,分量也便于手拎。中文系那么多老师,有几人能够受到这样的尊重呢?

        第三个是师母讲的。谢老师前一天感冒了,拿东西手都发抖。师母害怕他当天无法到场。但先生自有办法,他吃了自己给自己开的药,早晨又进行了长跑,很快就恢复了。此时,他正神采奕奕地和我们一起干杯呢。

        第四个故事是一位女士讲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有人给她介绍朋友,是在北大读研的张生。张生告诉她,自己的导师就是谢老师。正好张生的桌子上,摆着一本谢老师刚刚出版的《共和国的星光》,还题着“张生惠存”的字样。这位女士虽然不学文学,却是个铁杆的文学粉丝,对先生的文章非常痴迷,也是“一时糊涂”,以为有其师必有其弟子,就和张生好了起来,两人至今恩爱有加。

        第五个故事的两位当事人都在场,我则是见证人。1999年9月,恰是农历的八月十六,在武汉大学开学术会议的一群人,泛舟东湖。明月在天,亦在湖心。东湖波光粼粼,许多年轻大学生在湖边放河灯,远远近近的水面上星星点点地闪烁着烛光。会议的东道主邀请我们在东湖泛舟。我本来和先生上了同一条船——本心是为了就近照料一下先生,可是因为上这条船的人比较多,我就换了另一条船。同时在这一条船上的,还有田生和已经故去的程生。据谢老师讲,东道主本来安排了一个女博士照顾他。但是一下船,该女生就被田生和程生“拐”到城里喝咖啡去了。先生感慨,“商场无父子,情场无师生”。这当然是打趣。田生急忙澄清说,那个女生是没有追上谢老师,才和他们一道去消遣的。真是现实版的“罗生门”,给我们的饭桌增添了谐谑的气氛。

        第六个故事,是田生讲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年方21岁,在学术上追求前卫的田生——他的前卫导致他的硕士学位论文令他的硕士导师连说读不懂,他的博士论文让他的博士导师也大摇其头——以现代西方文论为武装“大放厥词”,并提出“新概念汉语”。在场的许多年长学人不以为然,谢先生却听得很认真,还不时做笔记。谢先生也许未必就接受了他的“新概念汉语”,但先生对于新知的热情,不仅超过了很多同龄人,也让我们这些晚生自愧不如。

        那天聚餐的十余人,一共喝掉红酒一瓶,茅台、五粮液、水井坊各一瓶,都是大家各自带来的。如果不是谢先生离席较早,恐怕那几瓶黄酒、日本清酒和欧洲的鸡尾酒,也“难以幸免”吧。

        (作者为评论家,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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