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台湾学者的故土情

    前不久一个港台文学研究机构几次联系我，了解、收集台湾学者孙旗的学术成果。为此，我久久沉浸在对孙旗的重新阅读、理解与回忆中。

    1990年春天，当我从南京的陶先生家拿到一枚金戒指和几十美元时，我的心情唯有感动。这是我前一年在台湾《青年日报》副刊发表的几篇诗和散文的报酬，是台北的孙旗先生帮我代领了稿费，在征求我的意见后，这位七旬老人迈着浮肿的腿跑到台北有名的金店挑选了一只金戒指，托回宁探亲的陶先生带回大陆。

    戒指放在一个红丝绒方盒里，里面有一张质保单，记着戒指的成色克重，24K，不足五克，色泽深黄。稿费单和买戒指剩余的几十美元，放在附言的信封里。

    我的家庭拥有了第一件黄金饰物。妻子很喜欢它，说留给女儿做纪念。女儿这时还不到周岁，根本不知戒指为何物。妻子到底忍不住，戴了它不到一个月，把它放在红丝绒方盒里收起来。

    孙旗是台湾一所高校的艺术系教授，艺术评论家，翻译家。他是江苏淮阴人，1947年毕业于民国大学经济系，1949年去了台湾后，一直从事教学和著书立说，其著作有《论中国文艺的方向》《艺术概论》《寒山与西皮》《现代绘画哲学》《艺术美学探索》等。

    1989年3月，他只身返乡探亲，在我和他长孙供职的绸厂参观时认识了我。他返台途经香港时给我发来一封信，开始了我们之间长达七年的书信交往。

    初次和孙旗晤谈，是在绸厂餐厅的酒桌上，几两高沟美酒，一席淮扬菜肴，使得孙旗文思如涌，乡音不绝。散席后，他又和我到会议室续谈文学。孙旗说，他最崇敬的中国现代作家是鲁迅和冰心，视其为启蒙老师；他抗战后为艾青的长诗《何满有》撰写长篇评论，发表在上海《大公报》上。他说他最喜爱的中国现代诗人是他的同龄人绿原，抗战时期他离开淮阴辗转各地求学、闯荡，随身带着的几本书中就有绿原1942年出版的诗集《童话集》。孙旗和台湾文化界人士一样，误认为绿原早在文革期间就被迫害自尽了，还把悼念绿原的文章寄给我。我把孙旗从台北陆续寄来的著作和文章，转寄给绿原，使大陆和台湾的这两位文坛老人隔海飞鸿，接通了跨越近半个世纪的心弦。

    1995年8月，孙旗先生二次返乡。但谁也没想到，中秋节那天他突发肾衰和脑溢血，在昏迷三十天后，于一个雨夜孑然离去。

    孙旗住院抢救期间，我每天上班前和下班后，都去ICU病房看他，他陷于重度昏迷，我无法和他说话，只能摸摸他水肿的手。他曾在刚昏迷的当天夜里醒过来一次，被扶起身来靠在床头上几分钟。他说：“沙克，沙克，来，拿纸和笔给我。”他的长孙将白纸放在他的胸部，我把笔放在他的手中，他的手腕扭动着，划了两道曲线，笔就从手里掉了下来。这就是这位台湾学者的绝笔，多像一条弯曲的归途。

    这次孙旗回乡的第二天上午，我带着新写的一篇艺术理论的文章，去了他在淮阴城郊的儿子家。孙旗比几年前瘦弱多了，脸色苍白，单眼皮下的眼睛透过镜片闪着敏锐的光泽。孙旗要强地说，他除了肾脏不太好外没有任何疾病，精神很足，每天都写作到半夜。说着，他又把裤管捋起来给我看：“你看，这腿肿的，让我在回来的路上受了不少折腾。”

    几句简单的寒暄后，孙旗便从他的旅行包中拿出一条金项链递给我，还说：“我这次只带了三条项链回来，这条是给你夫人的。”屋子里，他的儿子和女儿，两个孙子，孙女和孙媳，都望着我，希望我收下它。我觉得屋子里的任何人都比我有理由接受这份礼物，婉言谢绝。孙旗沉下脸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别嫌弃，如果你不收下来，我们以后就断交。”

    孙旗这次回乡有定居淮阴的心愿。他说，在台湾待了四十七年，呆腻了，想回家来生活。孙旗回来前，我和淮阴师专中文系主任魏家骏教授谈过他的想法。魏教授说，凭孙旗先生的学识，我们学校求之不得。等他回来后，我请他做个学术演讲，你把对孙旗有所了解的领导和文艺圈、报社朋友都请来听听，让大家互相认识一下，他的事情自然会解决的。可是太遗憾了，他去得太急促，未能实现此心愿。

    孙旗火化后的骨灰盒安葬在他乡下老家的泥土中，与他早已去世的结发妻子合葬一处。她孤身等了他几十年，终于在故土之下和他重续了半个世纪前的情缘。

    低调淡泊、潜心真知，独身生活、悄然叶落的孙旗，离世在海峡两岸之间尚未通畅之时，未及被大陆文化学术界认知，殊为憾事。如今两岸文化交流顺达，孙旗老师的学问精神也好，与我的友谊情感也好，不仅无形地隐藏在大脑中，也有形地凝结在留给我女儿的那两件黄金饰物中。妻子病逝多年，女儿已经长大，她从没戴过那枚金戒指和那条金项链，却一直记在心里。

    （作者为诗人，现居江苏淮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