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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4年05月23日 星期五

    追忆

    尽忠尽孝 家国情怀

    ——我的家风小故事

    李东东 《 光明日报 》( 2014年05月23日   05 版)
    1948年秋冬,“一肩行李下太行”,父母准备随中央“进京赶考”。资料图片
    1952年夏,作者家的第一张全家福。 资料图片
    2000年夏,作者到北京医院看望父亲。 资料图片

        父亲在抗战的烽火中离开家庭投身革命。“一声炮响上太行”,“小家”让位给了国家。2006年后每年3月3日,全家人到八宝山祭拜父亲,老母亲对儿女说:“爸爸在时总说,你们尽忠就是尽孝,人要有精神,有家国情怀,有点儿大义千秋的襟怀气度。”

     

        每年的3月3日,我的心情都比较复杂。这一天,既是我履行政协委员神圣职责的日子,也是全家人到八宝山看望父亲的日子。“有国才有家”,“为国尽忠就是最大的尽孝”,这是父亲对我的终生影响。年过九旬的老母亲对儿女说:“爸爸在时总说,你们尽忠就是尽孝,人要有精神,有家国情怀,有点儿大义千秋的襟怀气度。”

     

        我的父亲李庄、母亲赵培蓝,抗战时期相识在太行山。战争年代,太行山革命根据地条件虽然艰苦,但父亲意气昂扬,风华正茂。不少老同志在回忆父亲时都会这样描绘:当年的李庄,身材高大,文质彬彬,从容不迫,平易谦和,抗战初期因发表了不少抗日将领访问记而“声名鹊起”。

     

        母亲至今仍记得初识父亲时的情景。那是1945年,“整风”结束后的一次文艺演出,台上一高一矮两个人在表演,母亲问她在太行联中的同学:这两人是谁?同学答:高个子是鼎鼎大名的李庄,矮个子是归国华侨杜展潮,都是新华日报记者。从那时起,父亲高高的身影就留在了母亲心中。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19岁的父亲和所有不当亡国奴的青年一样,离开家乡,寻找抗日救国的道路。1938年在太行山参加革命后,他先后在《民族革命》(半月刊)、《胜利报》、《晋冀鲁豫日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太行版)、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华北《人民日报》工作。

     

        中共中央从陕北转战到西柏坡后,决定恢复党中央机关报(1947年中央撤离延安时,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即予停刊),因此将华北《人民日报》升格改组为中央机关报。父亲由华北《人民日报》编委进入组建班子,成为《人民日报》创始人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历任人民日报社总编室主任、编委、副总编辑、总编辑。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特别是抗美援朝期间,他采写了大量被广为传诵的战地通讯,如《为七百万人民请命》《被人们欢呼“万岁”的部队》《复仇的火焰》《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等等。

     

        其中,《为七百万人民请命》刊登于1946年5月15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创刊号一版,受到时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政委邓小平同志的表扬。后来,父亲第一批进入北平参加军事接管工作,接着采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天一篇通讯,发表了《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等系列报道,忠实记录了新中国的诞生。

     

        父亲在抗战的烽火中离开家庭投身革命。“一声炮响上太行”,“小家”让位给了国家。从1938年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他给在老家徐水的父母只写过一封仅有一句暗语、没有地址的信:“我处生意兴隆,体健。戎庄。”十余年间,他和家人不通音讯,彼此生死不明。

     

        直到1949年初的一天,北平的报纸上登出范长江接管国民党《华北日报》、李庄接管国民党中央社北平分社的消息,我的叔叔们抱着“去看看这个李庄是不是我们的大哥”的想法,找到了报社驻地,先后参加革命的一家人这才团圆。

     

        刚刚从战争走入和平,父亲又从和平走向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初期,他受命担任中、英、法三国记者国际采访团的领队,在美军仁川登陆前就进入朝鲜,多次出入汉城,深入到朝鲜半岛南部采访,是中国新闻工作者抗美援朝赴战地采访的第一人。

     

        从朝鲜回国后,父亲根据组织安排,长期值夜班、编报纸。除了20世纪50年代末被派到苏联工作的几年外,他不论当部门主任,当副总编辑,还是当总编辑,都在值夜班,一干就是二十余年。

     

        1966年春,“文革”还没正式开始,父亲时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兼总编室主任,照旧值着他那常年的夜班。在奉命删节转载为“文革”造势的《解放军报》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做了一些文字上的改动,引起了上面的震怒,报社被责令做出深刻检查和处理。父亲也被停止了副总编辑的工作,开始做起了永远通不过的检查,成为“文革”头一批牺牲者之一。

     

        人民日报社的运动形式不像其他一些单位那样残酷,我们一家没有悲惨到家破人亡的地步,但却实实在在地“四分五裂”了——我姐姐去了内蒙古插队,我哥哥去了云南插队,我去了陕北插队。当我们的父母都在北京时,这个家是“四分”,若父母中一个人去了干校,这个家便“五裂”了。

     

        1976年,“文革”进入第十个年头,父亲仍在经受着他参加革命以来鲜有的痛苦。父亲的一生,为人正直、厚道、持重。对组织,他忠心耿耿,矢志不渝;对同志、对战友,他诚心实意,友善相待。战争年代,他一直在根据地,没有经历白区工作的压抑或被捕入狱的磨难;和平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几次政治运动,他也没有被错误批判。加入革命队伍以来,他心情最压抑的时期,应该是在这十年浩劫期间吧!

     

        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政治形势再次微妙起来。当时,我经历了延安种地、内蒙古放羊之后,穿上了绿军装,正在解放军铁道兵学院当兵。大事当头,部队领导希望掌握尽可能多的信息,于是派我去北京出差,让我通过家庭交往的渠道,了解一些“政治动向”。于是,我得以在北京度过了终生难忘的一周。

     

        1月15日,十里长街送总理。告别父母回部队的前夜,父亲、母亲和我,关起屋门,坐在床上,披着被子,彻夜长谈。从我的跌宕起伏的青年时代——党和国家多事之秋的十年,说到他们的波澜壮阔的青年时代——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十年,再说到见证他们青春年华的革命根据地——太行山。

     

        长夜漫漫,我们禁不住一同唱起了《在太行山上》,慷慨,悲壮——

     

        红日照遍了东方,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看吧!

     

        千山万壑,铜壁铁墙,

     

        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

     

        ……

     

        就这样,父母带着儿女,在特殊时刻,以特殊方式,回顾了自己走过的峥嵘岁月,倾诉了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表达了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的感情。

     

        2006年3月15日,在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我们没有用通常的哀乐,八宝山大礼堂一遍又一遍地回响着《在太行山上》,吊唁的人们忍不住泪下沾襟,而母亲与我们兄弟姐妹,更深知《在太行山上》对父亲的意义,对我们这个家庭的意义。

     

        因为任职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我两度离开北京。随着职务的变动,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可是在父母身边尽孝的时间却越来越少。忠孝不能两全,为国尽忠和事亲尽孝,常常在我心中纠结。可父亲对女儿从没有过一句埋怨,不论是头脑清晰还是语句含混,他的思想、他的表达永远是——好好工作,回家。晚年的父亲肯定希望小女儿常在跟前,可他关于回家的前提是,先得干好工作!

     

        1994年的元宵之夜,恰逢我去张家界赴任。进入市区,黑黝黝的山城有些陌生,烟花爆竹此起彼伏,霎时间,革命志士熊亨瀚的一首诗在我胸中涌动——大地春如海,男儿国是家。龙灯花鼓夜,长剑走天涯。我喜爱这首诗,后来我曾在写文章时向父亲提起,他也赞赏这首诗。我想,这就是我们血脉传承的信念:“国是家”!

     

        “李庄的一生就干了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办报。20岁就走上新闻工作道路且终生奉献于此的父亲,从来没有教过我如何办报,但他却用一辈子的时光,用无声的语言,教给了我如何做人做事,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有知识的人。

     

        我在兄弟姐妹中离家最早,与父亲相处也最少。20岁就走上新闻工作道路且终生奉献于此的父亲,从来没有教过我如何办报,但他却用一辈子的时光,用无声的语言,教给了我如何做人做事,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有知识的人。

     

        2014年1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兵改工30周年纪念日,应战友之邀,我写了《铁道兵赋》,发表于《经济日报》《解放军报》和《中国铁道建筑报》,后者,就是当年的《铁道兵报》。

     

        我的手头,无意间珍藏了父亲在十年浩劫身处逆境的日子里写给我的一些信。那时,他在北京,我在石家庄。父亲还没有“解放”,我们家还在落难。所幸,我在部队得到了组织上和大多数同志的关怀与爱护。由于我在政治部宣传处工作,抄抄写写是常事,偶尔还会写个小稿子。

     

        当年,要完成查找资料特别是翻译古文、古诗词的任务是挺不容易的,因为经过“文革”初期“破四旧”,烧书、毁书,非常缺少权威的工具书。故而,我先后写过不少信向父亲求助,父亲则耐心地回答着我关于哲学、文学、党史、军史等方面的问题。

     

        这里,我把其中的一封信全文照录——

     

        东东,你好!

     

        你等这封信,可能等急了吧!最近时间较紧,工作、学习,难得找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时间,一气写封较长的信。

     

        你整理的那篇稿子,妈妈十四日拿回来,我看了两遍,增减了一二十个字,第二天就寄给铁道兵报社了。改动处,大抵是一些不合适的、同“身份”不称的提法。如“认真纠正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我军”二字不妥。“我军”不能随意用,那不等于代表整个解放军了吗?这种地方本来容易处理,把“我军”改成“我们”,就成了参加座谈会的同志的自称,符合身份和地位。这是一些具体问题,提一提,以后注意就是了。

     

        总的印象,此稿写得清通,逻辑也还严密,利用现成材料搞成这个样子,是不容易的。当然,如果严格要求,应该说,它比较不深、不细,而这显然受了素材的限制。一般来说,在多数情况下,利用现成材料写成这样的新闻——消息,是难以写得很深、很细的。这个稿子,如果加上一些内容,可能好些。如,铁道兵有些什么不同于其他兵种的特点?我不了解你们部队的情况,据我极为粗浅的设想,铁道兵到的地方,常常是最偏僻、最艰苦、最落后(从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来说),甚至人迹罕至的地方。因此,也就是最需要群众支援、看到群众感觉最亲的地方。在和平时期,铁道兵学全国人民,同其他兵种学全国人民,除了共性之外,在这些方面就会产生个性。即使不能写出新的思想,也能写出新的际遇,以丰富、加深人们共知的思想。但这就需要深入、细致的采访,单靠成文材料是不行的。

     

        赵朴初同志有一首五古,悼念陈毅同志。我觉得不如他那首著名的《某公三哭》那样工整、讲究,但感情深挚,气魄颇大,值得一读。特抄给你,并加上一些解释。

     

        功勋盖世间,直声满天下。

     

        刚肠忌鬼蜮,迅雷发叱咤。

     

        赖有尧日护,差免跖斧伐。

     

        众望方喁喁,何期大木拔。

     

        岂徒知己感,百年一夕话。

     

        恸哭非为私,风雨黯华夏。

     

        功勋盖世间,

     

        直声满天下。

     

        刚肠忌鬼蜮,——上两句易懂,这句要解释两句。蜮,古代相传一种能含沙射人的恶兽。鬼蜮,一般指用心险恶的小人。意思说他的胸怀刚烈坦荡,不怕各种小丑的陷害。

     

        迅雷发叱咤。——他代表我们党和国家对全世界的发言,如迅雷光电,叱咤风云。

     

        赖有尧日护,——尧,指伟大领袖。主席《送瘟神》七律,有“六亿神州尽舜尧”句。日,光辉。这句说,由于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维护。

     

        差免跖斧伐。——跖,即盗跖。相传为黄帝时大盗。春秋时,鲁国柳下惠之弟“驱人牛马,取人妇女,侵暴诸侯,横行天下”,坏得很,时人因隐其名,以盗跖呼之。这里指林彪。斧,古刑具。这句说,几乎被林彪害了。接上句,由于有主席的维护,才没有被林彪所害。

     

        众望方喁喁,——喁喁,众人向慕意。这句说,大家正在希望、推戴你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时候。

     

        何期大木拔。——大木,栋梁。这句说,哪想到栋梁折(拔)了。

     

        岂徒知己感,——这句说,我悼念你并非只是由于是“知己”。

     

        百年一夕话。——这句说,你对我的教诲,百年不会忘记。

     

        恸哭非为私,——这句说,不只是我恸哭您。

     

        风雨黯华夏。——这句说,举国同悲呀!

     

        上述解释,不一定全对,你可想想看!

     

        陈毅同志逝世太早了。能再为党、为人民工作十年、二十年,会多作出多大贡献!但逝世得也算得其时了,早两年,有些事情就不一定立即那么清楚。由此想到古人的一首七绝:“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首诗的意思说,周公,本是好人,他在辅佐周成王时,有人造谣他要篡位。王莽,是个坏人,他在篡汉前,有吐哺之名,号称谦恭下士。吐哺,你不一定懂得。哺是含在口中的食物。世称周公谦恭待士,有人去找他,他来不及把口中的食物嚼碎咽下,而是匆匆忙忙地吐出来,接待客人。曹操名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即指此。全诗说,如果周公在人们怀疑他篡位时死了,王莽在人们以为他谦恭下士时死了,他们好坏的真相就会被掩盖起来,永远搞不清楚了。但那是在古代,在过去。我们生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时代,陈毅同志好,林彪坏,会很快搞清楚的。

     

        此信拉拉杂杂,两次写完,加上查书,用了三小时左右,还不完全知道把这两首诗说清、说对了没有。我们在一切方面都要好好地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诗词方面也不例外。诗宗李(白)、杜(甫),词数苏(轼)、辛(弃疾)。“大江东去”,气魄是够大的,同主席《咏雪》比,不能望其项背了。有时间,你应该好好学习主席的诗词,最高的政治性、最好的艺术性的最好的统一。

     

        家里一切都好,勿念。妈妈开计划会议还没完,大约要拖到春节前夕。

     

        匆匆,祝你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刻苦学习历史,刻苦学习现状。这三项,是主席在延安整风时号召的。

     

        爸爸   

     

        二十五日  

     

        信的前面谈到了改稿子,篇幅虽小,但对我的意义却很重大,因为那是我这个小兵领受的第一次新闻写作任务,是我第一次向报刊投稿。这是我的第一篇新闻作品,也是父亲唯一给我修改过的稿件。

     

        母亲这样评价自己的丈夫:“李庄的一生就干了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办报。从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父亲采写的大量新闻作品,至今还有不少被当作新闻写作的范文;他为新闻、通讯配发的言论,他为记者编辑修改的标题、文章,至今还为当事者津津乐道;他担着重大责任拍板刊发的重要文章,至今还对社会产生着积极影响;他关于办报、做人的许多名言,至今还在新老报人间流传。

     

        1949年进城后,有个解放战争时期在北平读大学的地下党员问他:“你们没有念过多少书,是怎样成长起来的?”父亲幽默地回答:“主要是因为没有表。”他进而解释说:“在根据地,没有表,不知道上下班时间,一觉醒来就是工作、学习,学习、工作,吹哨吃饭。除了睡眠,日日如此。”

     

        父亲也和人民日报社的晚辈说过自己刚进北京城时是如何“恶补”文化的:与同辈的两位同事相约学习马列著作,每天至少读两个小时。他们仨都值夜班,一般都是凌晨5点下班,有时更迟,回到家里再读两小时书,睡觉时已是上午。

     

        父亲在人民日报社拥有“大好人”的名声,那是他几十年用正直、善良、以诚待人赢得的。稿件评上奖、受到表扬,他隐居幕后;而当某些报道受到批评、遇到麻烦,他则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把责任承担下来。

     

        “反右”时,人民日报社几乎所有部门,连印刷厂,都打出了“右派分子”,而父亲领导的经济报道部门却一个也没有,他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最大程度地保护了同志。“文革”中,父亲第一个被“打倒”,挨过批斗,受过侮辱,但决不诬陷他人,不做违心的检查,熬过了11年岁月才获得“解放”。

     

        家风无言,却可以奠定一个人一生尊崇并延续的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父母没有用说教教过儿女做人做事的道理和方式,而是用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做了儿女最好的教科书。

     

        父亲走过的家国之路,波澜壮阔,大起大落。母亲始终以同样的从容,和父亲肩并肩,拉着儿女的手,坚守着同样的家国情怀。父亲担任领导职务,一向谨言慎行,但1966年春,仍未能幸免,成为“文革”还没正式开始就被最早打倒的一批,而母亲选择了坚定地同父亲站在一起。

     

        当时,我们家里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母亲仍如往常,照顾三个孩子的起居,过问我们的学习,担心着红卫兵运动中儿女的安全。

     

        混乱的年月里,大字报满天飞,不光是对“走资派”,造反派对一般干部也乱写乱贴。我母亲却从来没被贴过一张大字报。

     

        和父亲一样,母亲也是忠诚于党的新闻事业的新闻工作者。虽不像父亲那么辉煌,但她严谨认真、从容淡定,几十年来,承托着工作与家庭中的一副副重担。

     

        母亲出生于山西左权的四代中医世家,家教甚严,女孩子读书,也算早的,但十几岁时战争来了,日本侵略者使她失去了学习环境。后来参加了革命,与父亲相识相恋。

     

        母亲非常遗憾没能在年轻时接受良好的教育,因此她从不放弃任何学习机会。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创办新闻系,她成为第一批考上人大新闻系的学生,好像是年龄最大的或最大的之一,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我们小时候,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所有的家长会都是母亲参加,所有的寒暑假作业也都是母亲挨天检查,因为父亲工作太忙,实在顾不了家。姐姐和我在“育英”上学,学习好,总受表扬,母亲每次参加家长会,都感到脸上有光。

     

        我们在育英小学的六年里,12个寒暑假,母亲从不认为那是孩子们应该纵情玩乐的时间。她总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买来古今中外各种不同的书籍,一句一句教儿女背唐诗宋词,培养我们良好的阅读习惯。母亲对自己和子女在学习上的严格要求,深深影响着后代,而除了学习方面,母亲严谨的家教、做事情要么不做、做就做好的要求,也成为我深怀理想主义、做事追求完美的根源。

     

        很小的时候,我们姊妹就被教育:女孩子坐要怎么坐,站要怎么站,笑要怎么笑;吃饭时不能出声,包括吃面条不能吸溜;与人谈话时要诚恳专注地看着对方的眼睛,不能打断对方讲话;无论打电话还是接电话,通话结束时都要后放下电话,等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电话的家庭不多,打电话也多为大人的公务,我们小孩子被教育要有礼貌,接电话时后放电话。这个习惯影响了我大半生,直到现在,无论是与上级、同级、部下,还是儿子儿媳或他们的同学这些小年轻通电话,我都是后放电话。

     

        母亲非常注重锻炼我们的生活技能,钉扣子、补衣服、缝棉被、织毛衣……这些活儿我都会做,自认做得还不错;但姐姐做得比我好——这是母亲的评价。虽然后来由于工作繁忙,这些技能的使用频率不高,但直至今天,只要做,仍能做得像模像样。

     

        家风无言,却可以奠定一个人一生尊崇并延续的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父母没有用说教教过儿女做人做事的道理和方式,而是用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做了儿女最好的教科书。

     

        我觉得自己的人生是父辈人生的一种继承,我希望下一代也能这样做。为此,我在儿子“三十而立”时写给他的信中说道:“你爷爷和姥爷经历了战争与和平,度过了波澜壮阔、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忠诚、执著、敬业、奉献;为党的事业和百姓福祉,他们做好了人,做好了文,做好了事,做好了官。就算‘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是社会发展规律,我们也不能做不肖子孙,我们总得使自己的人生充实而有意义,对得起历史,对得起社会,对得起亲人。”

     

        五年了,我始终不能忘怀北京青年报记者一篇写我们父女的文章,不能忘怀那令人感动的结尾——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薪尽火传”,出自庄子的《养生主》,本为譬喻人的形体有尽而精神不灭。古代高僧圆寂后,弟子们要在师父灵前点一盏长明灯,以示灵魂不灭、衣钵相传。李庄是共产党人,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的骨灰盒前没有灯,这灯,长明在他子孙后代的心中。

     

        完稿于2014年2月14日,甲午元宵节

     

        (作者为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会长,中国报业协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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