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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从发现起，就因其鲜明的多元文化特色而被视为南北文化交汇产生的一种新文化。如今，更多学者注意到红山文化与域外文化的交汇融合。日前，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文物局专家组组长郭大顺。郭大顺非常明确地告诉记者，红山文化是东西方文明碰撞出的火花。
专家注意到红山文化与域外的联系
郭大顺说，1989年，在英国伦敦大学讲授中国考古学的汪涛考察牛河梁时，就曾提出从世界史角度研究红山文化的课题，认为有一些因素与西方有关，如石头建筑、神庙和人的塑像等，应该相互比较。
1994年，受世界银行环境保护项目组委托，剑桥大学研究员G.巴恩斯对牛河梁遗址所写的项目评估中，将红山文化的女神塑像与埃及的相关文物相比较，认为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批史前泥塑神像。
2013年，在上海举办的“世界考古·上海论坛”上，剑桥大学教授C.伦福儒在演讲中，将牛河梁遗址与土耳其哥贝克力石阵、英伦岛的巨石阵和布罗德加石圈、法国卡纳克石阵等遗迹相比较，认为牛河梁遗址是国家社会形态出现之前公众集会的礼仪场所。
其实，早在东山嘴遗址发现的1983年，中国现代考古学家苏秉琦就将西辽河流域古文化与中原和欧亚大陆的文化交流相联系，他说：“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能够给予理论说明，那将表明我们掌握了解开长城地带古代文化发展脉络的手段，并且找到了联结我国中原与欧亚大陆北部广大草原地区的中间环节。”
“彩陶之路”或为草原丝绸之路前身
1993年，针对阿鲁科尔沁旗出土的一件彩陶罐，苏秉琦阐述：“这里出土的红山文化彩陶罐，绘有来自中原的玫瑰花、来自中亚大陆的菱形方格纹和来自红山本土的龙纹等三种图案，这是欧亚大陆汇合点迸发出的火花，这意味着五六千年以前，这里是西亚和东亚文化的交汇地带和熔炉。”
郭大顺告诉记者：“我们在编写《牛河梁遗址发掘报告》时，曾对该遗址出土的彩陶图案做过归纳，发现牛河梁遗址的彩陶图案正好也可分为如上述阿鲁科尔沁旗那件彩陶罐上的三类图案。据初步统计，牛河梁遗址这类几何纹数量约占彩陶图案的三分之一，这表明，红山文化接受西部影响较深，且已融入红山文化之中。”
“这种连续或棋盘格式分布的几何形彩绘图案，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史前文化中也有发现。由此可见，从欧亚大陆到中国辽西，似有一条由西向东的‘彩陶之路’。”郭大顺说，有关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学界普遍认为，陆上丝绸之路外，还有海上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彩陶之路”或为草原丝绸之路的前身。
红山玉器原料或来源于贝加尔湖地区
在环太平洋地区古文化关系中，有关红山文化与东北亚地区古文化的关系，是其中的重要一环。近年来学界多注意到东北亚史前玉器在东北亚文化交流中所表现出的线索。
郭大顺说：“1984年，台湾学者邓淑苹就曾提出，红山文化玉器玉料的来源可能与贝加尔湖有关。三星他拉村出土的玉龙，很可能为西伯利亚地区所产的角闪玉。”
199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玉器研讨会上，俄罗斯学者科米萨洛夫、日本学者加藤晋平都介绍了贝加尔湖地区史前文化中的玉器。那里用玉历史甚早，有的玉璧，形近方圆，内外缘薄，具有红山文化玉璧特征。
红山文化与贝加尔湖地区文化关系的进一步论证，是日本学者藤田夫士夫对兴隆沟遗址M4人头骨左眼眶内嵌的一件玉玦与贝加尔湖地区史前文化中同样实例的比较，他认为辽西地区史前文化与贝加尔湖地区史前人类有着相近的“以玉示目”的习俗。
西辽河流域是环太平洋玉文化圈的起点
“史前玉器所表现的包括东亚地区在内的环太平洋地区的文化关系，以查海、兴隆洼等遗址玉器向东和向南的传播更为引人关注。”郭大顺说，兴隆洼——查海时期辽西史前文化所见的玉玦和玉匕形器的传播路线，向东，在日本海东岸的福井县桑野遗址有同样组合玉器出土，但时间略晚；向南，燕山以南的天津蓟县牛道口、太行山西侧的涞源北福地都有玉玦和玉匕形器同一组合出现，到山东省的小荆山也出有玉玦，时间也略晚，可视为兴隆洼、查海玉器南下所经之地，再向南，到华南、台湾、菲律宾、越南等地，都有时代较晚的玉玦出土，形成一个“玦文化圈”。
“由此可见，红山文化时期的西辽河流域，正是沟通东西方的‘彩陶之路’与环太平洋‘玉石之路’的交汇点。从而形成了东西方文化因素在这里的融合。”郭大顺告诉记者，“这也许就是红山文化在中华大地率先跨入文明社会，并对中华文明产生持续影响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本报记者 毕玉才 本报特约记者 刘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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