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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4年05月16日 星期五

    给晩辈讲讲薯干

    作者:何申 《光明日报》( 2014年05月16日 14版)

        1969年我到塞北插队之前,吃过红薯(也叫白薯、山芋等),但没见过薯干。到了山村,见房东和社员家都有大席蒌,装着巴掌长短的白片片。问这是什么,说是薯干,咋样?雀白的。“雀”在那念“翘”,“很”或“挺”的意思。问好吃吗,就说还中了,熏甜的。往下就不说了。

        晚秋,刚出土的红薯,切成片再晒干,就叫薯干。薯干面容易受潮,一般是现吃现压。初夏,高粱米小米早没了,房东家就压薯干。房东大叔早早占下碾道,从队里借了驴,再扛了一袋子薯干,往下就是房东大婶的活。那天在村边耪地,歇时我去打水,井旁就是碾道。无意间一瞅,我愣住了:茅草扎顶,碎石短墙,四面透风的破碾道竟然弥漫在一片白色的雾气中,有点神话的感觉。更不可思议的,是从雾中走出一个雪人,从头到脚从脸到手都蒙着一层白粉,若不动,绝对就是雪中塑像。但猛地一个喷嚏响过,震得粉末飞动,雪人就现出眼和口鼻,还有一颗黄灿灿的金牙,笑道:“不认识了,我是你大婶呀!”

        这就是山里压薯干面的情景!不亲眼见,一辈子也想不出来。

        筛薯干面必须用很细的箩,仔细地筛,筛出的面比白面还细,比白面还白。只是,这个“只是”太不该出现了,但终归要出现——用水一和,薯干面的本色就露出来:暗红色,说枣色好听,说铁锈也不差。

        那天吃“硌豆子”,大锅水烧开,拿和好的薯干面往礤床上搓,一个个小面疙瘩就叭叭落在沸水里,很快煮熟,捞出,用凉水一投,再盛饭里,放佐料,就可以吃了。第一次吃,滑溜,甜咸,挺好,吃了一碗又一碗。房东叔一口不吃,喝稀小米粥,还说少吃,烧心……

        什么是烧心?长那么大还不知道。吃过两顿,知道了,胃里闹得慌,吐酸水。这里十人有八个人胃不好,就跟吃红薯太多有关系。问为嘛不种麦子,说山地没水种不了;说那就种高粱谷子呀,答人多地少不够吃;问那就只能吃红薯面,答反正从公社以来,红薯就越种越多。红薯一亩地能收二、三千斤,高粱谷子几百斤,这么多社员,一家生八个,都得有口粮,不种红薯咋活?

        入秋,粮站不再供应知青粮食,我们与社员享受同样待遇。场上分什么,回家就吃什么。高粱谷子收了晒了,拣好的装车,扬鞭催马送粮忙,送得嘴上欢喜心里发慌。我和伙伴分到一百多斤带壳的高粱、谷子、杂豆。当年口粮指标是每人360斤(毛重),余下的都是红薯。白天抡大镐刨红薯,收工往家运红薯,晚上切红薯,累死啦。

        薯刀,是一块长木板,有长方孔,刀片固定在孔上,中间留有间隙。再有一活动木柄,把红薯平放,用木柄一挤,一片红薯就掉到下面的筐里。尽管切得快,可架不住薯多,每天切小半宿,第二天一早挑山上晒,找高处石头多的朝阳地一片片摆开。放泥地上,薯干就发霉,干了有黑点,吃着发苦。晒时也不消停,晴天,得一片片翻晒另一面,晒个两三天才晒透。一旦变天下雨,得赶紧收回来。

        那年我和伙伴俩人分了2500斤红薯,折口粮500斤。忙个手脚朝天,晒出的薯干,社员家是雀白的,我们是雀灰的、雀黑的。转年开春,队里、社员种地没种子,正好我俩那袋高粱还在,就都拿去了,往下就只能上顿下顿吃红薯面。做硌豆子太费事,就烙薯干饽饽,热着吃粘牙,凉了吃硌牙,急眼了能打狗,运动会能当铁饼使。实在懒得做,就直接蒸薯干。经验是吃一口喝一口水,往下送。有一天下地的钟响了,我吃急了,噎个半死。

        后来一联产承包,出了奇迹,还是那么多地,粮食够吃了,也不种那些红薯了。我再去村里,到谁家也看不见薯干。想吃口红薯,还得问人家种没种。不过一般都是种几垅,吃个新鲜。可如想吃硌豆子、薯干饽饽,就难了。

        我去吃农家饭,问有这两样吗?年轻的女老板皱着眉说:“没有,听老人说过,没见过。”看她那样,好像是说宋朝的吃食,遥远的不行。我就悟出一个理儿,人有颜面,都爱说自己的好事,穷事难事,说了伤心,就懒得提。甭多了,这样下去,也不过二、三代,就必然生出骄奢之气。这就该提醒当长辈的,有机会不妨给晩辈讲讲早先的日子,如吃薯干子。要不,小孩子就只知道肯德基。

        (作者为河北省作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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