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晩辈讲讲薯干

    1969年我到塞北插队之前，吃过红薯（也叫白薯、山芋等），但没见过薯干。到了山村，见房东和社员家都有大席蒌，装着巴掌长短的白片片。问这是什么，说是薯干，咋样？雀白的。“雀”在那念“翘”，“很”或“挺”的意思。问好吃吗，就说还中了，熏甜的。往下就不说了。

    晚秋，刚出土的红薯，切成片再晒干，就叫薯干。薯干面容易受潮，一般是现吃现压。初夏，高粱米小米早没了，房东家就压薯干。房东大叔早早占下碾道，从队里借了驴，再扛了一袋子薯干，往下就是房东大婶的活。那天在村边耪地，歇时我去打水，井旁就是碾道。无意间一瞅，我愣住了：茅草扎顶，碎石短墙，四面透风的破碾道竟然弥漫在一片白色的雾气中，有点神话的感觉。更不可思议的，是从雾中走出一个雪人，从头到脚从脸到手都蒙着一层白粉，若不动，绝对就是雪中塑像。但猛地一个喷嚏响过，震得粉末飞动，雪人就现出眼和口鼻，还有一颗黄灿灿的金牙，笑道：“不认识了，我是你大婶呀！”

    这就是山里压薯干面的情景！不亲眼见，一辈子也想不出来。

    筛薯干面必须用很细的箩，仔细地筛，筛出的面比白面还细，比白面还白。只是，这个“只是”太不该出现了，但终归要出现——用水一和，薯干面的本色就露出来：暗红色，说枣色好听，说铁锈也不差。

    那天吃“硌豆子”，大锅水烧开，拿和好的薯干面往礤床上搓，一个个小面疙瘩就叭叭落在沸水里，很快煮熟，捞出，用凉水一投，再盛饭里，放佐料，就可以吃了。第一次吃，滑溜，甜咸，挺好，吃了一碗又一碗。房东叔一口不吃，喝稀小米粥，还说少吃，烧心……

    什么是烧心？长那么大还不知道。吃过两顿，知道了，胃里闹得慌，吐酸水。这里十人有八个人胃不好，就跟吃红薯太多有关系。问为嘛不种麦子，说山地没水种不了；说那就种高粱谷子呀，答人多地少不够吃；问那就只能吃红薯面，答反正从公社以来，红薯就越种越多。红薯一亩地能收二、三千斤，高粱谷子几百斤，这么多社员，一家生八个，都得有口粮，不种红薯咋活？

    入秋，粮站不再供应知青粮食，我们与社员享受同样待遇。场上分什么，回家就吃什么。高粱谷子收了晒了，拣好的装车，扬鞭催马送粮忙，送得嘴上欢喜心里发慌。我和伙伴分到一百多斤带壳的高粱、谷子、杂豆。当年口粮指标是每人360斤（毛重），余下的都是红薯。白天抡大镐刨红薯，收工往家运红薯，晚上切红薯，累死啦。

    薯刀，是一块长木板，有长方孔，刀片固定在孔上，中间留有间隙。再有一活动木柄，把红薯平放，用木柄一挤，一片红薯就掉到下面的筐里。尽管切得快，可架不住薯多，每天切小半宿，第二天一早挑山上晒，找高处石头多的朝阳地一片片摆开。放泥地上，薯干就发霉，干了有黑点，吃着发苦。晒时也不消停，晴天，得一片片翻晒另一面，晒个两三天才晒透。一旦变天下雨，得赶紧收回来。

    那年我和伙伴俩人分了2500斤红薯，折口粮500斤。忙个手脚朝天，晒出的薯干，社员家是雀白的，我们是雀灰的、雀黑的。转年开春，队里、社员种地没种子，正好我俩那袋高粱还在，就都拿去了，往下就只能上顿下顿吃红薯面。做硌豆子太费事，就烙薯干饽饽，热着吃粘牙，凉了吃硌牙，急眼了能打狗，运动会能当铁饼使。实在懒得做，就直接蒸薯干。经验是吃一口喝一口水，往下送。有一天下地的钟响了，我吃急了，噎个半死。

    后来一联产承包，出了奇迹，还是那么多地，粮食够吃了，也不种那些红薯了。我再去村里，到谁家也看不见薯干。想吃口红薯，还得问人家种没种。不过一般都是种几垅，吃个新鲜。可如想吃硌豆子、薯干饽饽，就难了。

    我去吃农家饭，问有这两样吗？年轻的女老板皱着眉说：“没有，听老人说过，没见过。”看她那样，好像是说宋朝的吃食，遥远的不行。我就悟出一个理儿，人有颜面，都爱说自己的好事，穷事难事，说了伤心，就懒得提。甭多了，这样下去，也不过二、三代，就必然生出骄奢之气。这就该提醒当长辈的，有机会不妨给晩辈讲讲早先的日子，如吃薯干子。要不，小孩子就只知道肯德基。

    （作者为河北省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