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缘堂：丰子恺的精神家园

    【编者按】

    今年是丰子恺诞辰116周年。为了让读者重温先生的艺术成就，从去年始，海豚出版社陆续出版了16卷本的《缘缘堂书丛》。众所周知，“缘缘堂”不仅是丰子恺的现实家园，更是他的精神归宿。他不仅几次撰文描述缘缘堂，还将自己的文章一再以“缘缘堂”的名义结集出版，如《缘缘堂随笔》《缘缘堂再笔》《缘缘堂新笔》和《缘缘堂续笔》。本文作者系海豚出版社社长，重读、重编丰子恺的作品后，生发出内心的呼唤。

缘缘堂之恋

    丰子恺先生的家乡，在石门县玉溪镇（今浙江省桐乡市石门镇）。那里有他许多生活的记忆，还有那所让他一生牵挂的居所——缘缘堂。缘缘堂建于1932年秋，是子恺先生在母亲留下的一处平房基地上，亲自设计建造的一处中国式楼房。他曾经深情地对“缘缘堂”说：“因为你处在石门湾这个古风的小市镇中，所以我不给你穿洋装，而给你穿最合适的中国装，使你与环境调和。因为你不穿洋装，所以我不给你配置摩登家具，而亲绘图样，请木工特制最合适的中国式家具，使你内外完全调和。”

    其实子恺先生生逢乱世，四处漂泊，留下名分的居所不少，像遵义的星汉楼、上海的日月楼，还有那么多未获名分的“行宫”云云。但是在子恺先生的心中，只有缘缘堂重如泰山。1938年1月，当日军炮火将缘缘堂夷为平地的时候，逃亡中的子恺先生，闻讯悲愤万分，他后来写文章的标题，即有《还我缘缘堂》和《告缘缘堂在天之灵》；他甚至在《辞缘缘堂》一文中写道：“秦始皇要拿阿房宫来同我交换，石季伦愿把金谷园和我对调，我绝不同意。”

缘缘堂缘起

    子恺先生将缘缘堂看得如此之重，发端的原因，却在这两个“缘”字之上。其实在1926年秋，这个名字就有了。那时子恺先生在上海居住，弘一法师云游经过上海，来到丰子恺家中探望。子恺请弘一法师为自己的寓所命名，法师让他将自己喜欢而又可以互相搭配的字，写在一个个小方纸上，团成许多小纸团，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他让子恺拿两次阄，结果拆开来一看，两个都是“缘”字，于是就将寓所命名为“缘缘堂”。子恺当即请弘一法师写了一幅横匾，挂在上海的寓所中。翌年9月，子恺发愿，要拜弘一法师为师，皈依佛教，法名“婴行”，地点就在上海缘缘堂中。后来，子恺先生说，缘缘堂是有灵的，这个“灵”一直跟随他六七年，直到1932年，子恺先生在家乡那座房子建成，“缘缘堂”才算真正落地。

    由此说到子恺先生与弘一法师的关系。早在1914年，子恺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为他讲音乐和绘画课的老师，就是李叔同先生。当时李先生名气很大，他创作的歌曲《祖国歌》和《送别》，实在让子恺倾倒。他曾经这样赞扬李叔同：“其国文比国文先生更高，其英文比英文先生更高，其历史比历史先生更高，其常识比博物先生更富，又是书法金石的专家，中国话剧的鼻祖。他不是只能教图画音乐，他是拿许多别的学问为背景而教他的图画音乐。”

    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子恺深受李叔同沐浴。他后来深情地说，李先生的教育，是“爸爸的教育”；另一位夏丏尊先生，是“妈妈的教育”。突然有一天晚上，李先生对子恺说，你的画进步很快，我在南京和杭州两处教课，没有见过像你这样进步快速的人。子恺说：“我听到他这两句话，犹如暮春的柳絮受了一阵强烈的东风，要大变方向而突进了。”从此子恺打定主意专门学画，一生未变。

缘缘堂随笔

    其实很早的时候，子恺先生的才华，就已经显露出来。那是在1924年，朱自清与俞平伯合办《我们的七月》，当时正在春晖中学任教的子恺先生，奉上他的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由此成名。当时郑振铎先生在编《文学周报》，经常向子恺先生索画，做插图。后来，郑先生干脆在一个周日，与叶圣陶、胡愈之一同，来到子恺先生的住所，来看子恺的画作。那真是天才的创作啊，他们被惊住了。郑振铎后来写道：“当我坐火车回家时，手里夹着一大捆的子恺的漫画，心里感着一种新鲜的如占领了一块新地般的愉悦。”

    当然，漫画只是子恺先生艺术成就的一部分，不久他的文学才华与学术才华也显现出来。1925年，子恺先生的第一本译著《苦闷的象征》在商务印书馆出版；1931年1月，开明书店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散文集《缘缘堂随笔》。此后有了缘缘堂，子恺先生有了自己的精神依托，创作天地顿时宽阔起来。作画与做文章、做学问并驾齐驱，一步步走向极高的境界。于是在缘缘堂，短短的几年间，子恺先生的创作进入喷发期，漫画集、随笔集、文艺论著和译著，有20余部。诸如《云霓》《人间相》《都会之首》《子恺小品集》《缘缘堂再笔》《世界大音乐家与名曲》等，以此确立了子恺先生艺术大师的地位。

缘缘堂品格

    子恺先生的才华有口皆碑，其实他的品格也让人感动。先说他的“童心”，他是儿童的崇拜者，他说自己的心，始终被四件事情占据着：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这一点也与弘一法师的教导有关。李叔同先生出家之前，曾经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婴”；后来他为子恺取法名为“婴行”，取意所在，十分清楚。马一浮先生曾经赞叹子恺漫画艺术：“然艺之独绝者往往超出情识之表，乃与婴儿为近。”这些都是点破了子恺先生的艺术本质。

    再说子恺先生的“血性”，此为中国传统正派文人的脊梁。有一次谈到周作人，子恺先生说：“我出走是很犹豫的、反复的，是舍不得的，我的书都在那里啊！我为什么最后下决心带着全家逃亡，把‘缘缘堂’丢掉了、不要了呢？别人不理解周作人之所以做汉奸，我理解。周作人就是因为舍不得他北平的‘缘缘堂’，因为舍不得，他就没有出走。日本人利用了他，由此变成了汉奸。这是前车之鉴，我无论如何不能做汉奸。精神的、物质的财产我全部丢掉，就是因为不能做汉奸。”

    及此，我不忍心再看下去，只是内心中呼唤着：民族的脊梁啊，愿缘缘堂早日归来！由此也想到子恺先生抗日流亡时的《辞缘缘堂二首》。今日看去，那情怀让人如坠五里云雾之中，飘兮渺兮，依然追望不已。其一云：“江南春尽日西斜，血雨腥风卷落花。我有馨香携满袖，将求麟凤向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