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岂能为应酬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常务副主编仲伟民认为，现在的学术期刊书评大多是作者或出版社约人撰写的吹捧式文章，学术水平不高。面对这样的困境，仲伟民最近开始酝酿改革该学报书评制度——

    “最近有人想送我一本书，但我不敢要。要了，就得写书评。”一位学者日前在网上说出的这句“大实话”，引起不少学者的共鸣。因为“人情”而躲不过去的书评，让赠书这件好事成了甜蜜的负担。

    作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常务副主编，仲伟民也常常为书评而纠结。一方面，他认为“学术期刊一定要做书评，不做就是学术期刊的缺位”；但另一方面，他又常常动摇：现在的书评大多是作者或出版社约人撰写的吹捧式文章，学术水平不高。

    面对这样的困境，仲伟民最近开始酝酿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实施一项新的书评制度：由学报编辑部组织专家编辑委员会，委员会负责推荐近期出版的学术著作，约请相关学者就这些图书撰写书评。《南京大学学报》《四川大学学报》《文史哲》《南开大学学报》等高校学术期刊也有望与清华大学联手推进这项制度的实施。

绕不开的“人情”

    “即使私下会开诚布公地讲一些尖锐的批评意见，但在公开发表的书评里，还是说好话的多。”广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龙其林说，作者或出版社约人撰写书评，或是为了增加图书销量，或是为了参评各类奖项制造“社会反响”，真正认真探讨其学术价值的书评并不多见，由此就形成了书评吹捧多、批评少的现象。

    书评受困于“人情”，是个老问题。

    曾有学者对某学术期刊20年间发表的175篇书评语言进行统计，“新角度”“新视野”“新领域”“新成果”等与“新”有关的套语使用最多，达到243次，“实用性”“理论性”“学术性”“系统性”等套语以242次居于次席。此外，“多角度”“多层次”“独具匠心”“独树一帜”“严谨”等也是书评文章惯用的高频词汇。这位学者不禁感慨：“拿这类词来评价任何一本书，都没有什么区别。”

    事实上，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近代史研究》刊物就曾向学界发出呼吁：“在目前良好学术评论环境尚未完全形成的情况下……严肃认真的书评一时数量还不多，那么，我们的刊物至少可以不发吹捧性、广告性或敷衍塞责的书评，我们的学者也至少可以拒绝请托，不做抬轿子之事，这是学术刊物和学者自尊自律的起码要求……本刊近年书评文章数量下降，一方面固然可以理解为书评文章的沉寂，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学者和编者在作一种艰难的抵制？为此，本刊深切希望各界理解并支持我们的工作，不要再向我们投寄应酬性的书评。”

可变革的“制度”

    “如果咱们学界有严格的、认真的和专业的学术书评，就会使学界变得更有秩序，也更加干净，不会出现学术书评良莠不分、鱼目混珠的现象，整个学术界好像根本无法界定，什么是好的研究，什么是坏的研究。”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葛兆光向博士生这样讲述学术书评的价值。

    “欧美一流学术期刊，除了发表学术论文，一般会有很大的篇幅发表学术性书评。美国最有影响的历史学期刊《美国历史评论》，书评占一半甚至超过一半的篇幅。”仲伟民说，要么不发表书评，要么很少发表书评，学术期刊的“洁身自好”带来的是学术缺位。高水平学术期刊不发表学术书评并非正常状态，现在多数出版社因为经济原因采取合作出书模式（即作者出钱即可出版），从而导致书评学术水平参差不齐，在这种情况下，学术书评的推荐、监督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

    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荣新江看来，要改变中国学术书评的现状，可以从改变书评制度入手。他常为学生介绍西方学术刊物的书评制度：“每个学术出版社出版一本学术专著后，都要寄给权威的学术期刊，由期刊主编挑选其中值得评的书，去约请与该专著研究领域相关的专家来撰写书评，同时也就把这本书送给写书评的人。这种由期刊来选择权威专家的做法，很好地避免了由作者本人或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把自己写的书或编的书送给书评作者。”

    荣新江所说的，正是《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将要尝试的书评制度。

    “过去受经费的限制，这样的书评制度很难实施。现在的办刊经费相对充裕，我们计划从明年开始，每期刊出3至5篇高水平的学术书评。”仲伟民希望，通过和几家学报联手，带动更多的学术期刊实现书评制度的革新，以此改进学风并推进学术评价制度的改革。（本报记者 杜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