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强扭的瓜”，还是“花开逢时”？

    近日，一则“600所地方本科院校将转向应用型”的消息频现报端。这一被教育部相关负责人称作“高教领域革命性调整”的改革，被寄予了“终结大学生就业难、企业用工荒的‘冰火两重天’”“打破高教同质困局”等众多期待。13日，一份新鲜出炉的《2014年教育蓝皮书》更是将“转型”推至“花开逢时”的关头——数据显示，2013年地方本科院校初次就业率仅为75.4%，低于重点本科的75.5%和高职高专的78.1%。

    面对全国近半数高校都要转型的“大动作”，也有人发出提醒：要汲取此前高校“一哄而上”扩招、升本的教训，谨防转型只是教育部门的“一厢情愿”而致“强扭的瓜不甜”。

    转型，究竟源自何种需求？转型过程中，又需要迈过哪些“坎”？

就业结构失衡，“倒逼”部分地方本科“非转不可”

    对于此次转型的关注，源自教育部副部长鲁昕此前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一次发言：“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将向应用技术型转，向职业教育类型转。”

    据统计，我国目前有1055所非“211”地方本科院校。有研究显示，地方本科院校、特别是1999年以来的新建本科院校，因为与重点大学没有差别的办学定位，已连年面临就业率低、专业对口率低、就业质量不高的生存窘状。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陈锋对不少地方本科追求“高大上”的办学冲动深感担忧，“按照社会需求，研究型大学应是少数，经济社会发展更需要大批的应用技术型人才。现在的大学生就业难实际上就是高教结构失衡的重要表现。”

    在此背景下，地方本科转向应用技术型大学也被视作高教结构调整的切入点。几经动议，终于在2014年被写入教育部年度工作要点——“研究制订关于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指导意见，启动实施国家和省级改革试点，引导一批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4月底，教育部在河南驻马店市召开首届“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最重要的议题就是研讨“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应用技术大学”。

    “我国产业领军人才、高层次技术专家和高技能人才严重匮乏。”中华职业教育社总干事陈广庆则从“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看待此次转型的迫切性。他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在电信行业现有高端人才占全行业专业技术人才的比例只有0.14%；海洋领域，在世界海洋专家数据库中登记的专家不足百人，不到全球总量的1%，只有美国的1/12；在电子信息产业中，高级技师占技术工人比例仅为3.2%，而西方国家一般都在20%—40%之间。

    “目前，欧洲发达国家应用技术型人才与学术型人才培养的比例一般在8∶2，这与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的结构是相吻合的。”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理事长孟庆国介绍，“21世纪的金融危机重挫各国的虚拟经济，以高水平的技术创新为实体经济的德国、瑞士、荷兰等国家则应对自如，其背后是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和完整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支持，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应用技术大学所提供的人才资源和技术服务支撑，对实体经济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职业教育‘低人一等’”观念成转型最大“绊脚石”

    尽管转型的方向已形成共识，但在实际操作中，依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障碍。

    “好不容易升了本，谁还愿意和职业教育沾上边儿？”一位参加“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的专家告诉记者，长期以来，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尴尬处境让“谈‘职’色变”成为转型的最大“绊脚石”，“一所民办专科院校刚刚升为本科，校长在学校大门口附近挂上一个‘办成应用技术型大学’的大牌子，结果受到校内众人声讨，‘都成本科了，还要办成应用型？要建设高水平大学！’校长只得摘掉这个牌子。”

    另一位不愿具名的地方本科院校负责人则干脆表示：“要是转成应用型本科，还能勉强接受。要是转成职业技术学校，估计没多少愿意的。”

    “有觉得痛快、痛苦的，但更多的是彷徨观望的。”陈锋也毫不讳言学校阻力的存在。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振天将这种心理称作“转型恐惧症”：“重学轻术、重理论轻实用的传统根深蒂固，高校都愿意往学术研究方向靠拢，离实践越来越远。高校的专业、课程、师资、资源、评价等，都按照学术型要求配置，甚至学校的教学空间（如教室桌椅摆放）也是按照学术形态布局。这种模式已经固化，形成了学术生活的常态、习惯和定势。”

    恐惧的背后，则更多地反映出与转型相适应的配套改革的迟滞。

    “如果只是在文件上落实了分类办学，评价体系、拨款体系还是向学术型、研究型倾斜，有几所学校能真心实意地转？”某地方本科高校负责人告诉记者，不少新建本科院校升本后都按照学术型、研究型的模式建构，目前还有300多所没能完成本科评估，此次转型难免让其有被“撕裂”的感觉，“原来的体制下，要想发展就必须去抢硕士点、博士点、重点实验室。如果评价体制、上级考核、财政拨款不跟着转，只能欲速则不达。”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则把关注点放在了更为具体的问题上：“转型不是简单的概念转换，而是要求学校在师资队伍建设、课程体系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与企业的合作方式等方面进行全面转轨。这是一个相当浩大的工程，如果政府在这上面没有准确定位，很有可能跑偏。”

“顶层设计和配套措施必须清晰明了”

    地方本科转型，到底应该怎么转？转型的标准又是什么？

    陈锋表示，目前教育部正在组织人员加快建设“应用技术类高校的标准体系”，完成后即向社会公开。记者随后查询得知，目前教育部尚未就此次普通高校的转型改革出台具体政策性文件，而在教育部相关领导的公开表述中，既提到过“应用型”一词，也阐述过“职业教育”这个概念，最后到底如何定义，还不得而知。

    “讨论应用型，不应该在定义上做文章、去纠结，而应该看到其本质。应用型最重要的内涵是让我们培养的学生更符合社会的需要。”中山大学原校长黄达人强调，“应用不代表低水平；面向职场培养人才也不是低水平；强调应用研究更不是低水平。大学的办学水平不是体现在办学定位上，而是体现在服务于定位的水平上。”

    “新建本科院校发展如果定位在应用技术大学，那是否意味着一大批非工科院校和专业要被裁撤？如何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发展定位又应当由谁来确定？”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抛出了一系列的疑问。更多的地方院校负责人也指出，“转型的顶层设计和配套措施必须清晰明了，不能含糊其辞”，“上级部门应对分类管理与考核、专业设置、专业学位授予、经费支持等关键问题上有明确导向，使地方院校通过政策导向逐渐明晰改革的方向；在分类办学的理念下，必须注意分类拨款、分类评价制度和机制建设。”

    “具体如何转型，应由学校自主决定。如果只有政府的积极性，而不注意学校的自主性，很可能只有表面上的转型，而无实质的变化，转型后的地方本科院校，由于在师资、课程和人才培养模式上没有调整，难以培养出高素质、有特点的职业技术人才。”熊丙奇说。

    “欧洲发达国家应用技术大学的建立，无一不是在政府主导、行业企业积极参与、学校主动转型发展中实现的。因此，我国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不是单项改革措施的简单相加，也不是简单的更名，而是整体性、系统性的改革。”孟庆国也赞成这样的观点，“一是确立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二是加强对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政策引导和宏观指导；三是建立科学、规范的分类评估制度；四是加大对应用技术大学的经费投入；五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六是各级政府为行业企业参与合作育人提供法律、法规和机制保障；七是在国家框架下开展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国际合作；八是加强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的理论研究。”（本报记者 邓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