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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4年05月13日 星期二

    古劲厚远见真义

    ——张海书法艺术新探

    孟会祥 《 光明日报 》( 2014年05月13日   12 版)
    孟浩然《夜归鹿门歌》(书法)张 海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张海“古稀新声”书法展5月10日在河南博物院拉开帷幕。这次展出的作品,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俱全。张海先生以隶书、行草驰名,楷书也是成熟较早的书体,此次展览显然加重了篆书的分量。张海先生篆书,远接《散盘》、诏版,近绍明清纵恣一路及蜾扁篆书,旁参东瀛书风,大笔濡染,毫无拘滞,散锋宿墨,云烟氤氲,既有纵情书写,又有意外之趣,与“草隶”相似,可谓“草篆”,视锱铢较量,谨小慎微者,自有胸次之别。

        张海先生隶书,也并不能以“草隶”一语道尽,其实有多种面貌;其楷书则未做过多变化,在北魏碑志基础上,以《张猛龙碑》为基调,吸纳晋唐楷书甚至美术字的有益成分,融会而成,要在骨气洞达,生犷沉重,其新作《读书笔记》作品,以楷书写原文,以行草写感言,两种书体相得益彰。

        喜欢张海行草书超过喜欢其隶书者,并不乏人。这不仅是因为其小行草曾获奖,更因为其行草书的有正大气象,而且恣肆泼辣,有震撼力。张海先生行草书像隶书一样面貌多,从小如粟米到擘窠大字,从点画纤细如硬笔到浓墨重笔,无不驾轻就熟。尤其张海先生大幅式、多字数的大字行草书,看似平淡的形式,其实最难把握,中间稍有不如意处,就全幅皆废。张海先生创作时,专心致志,力避打扰,很难想象,八尺、丈二尺幅的作品,竟然是他自己拉纸完成,而行气不断、章法浑然,如果没有数十年的创作经验,哪里能做到呢?

        创新,是张海一以贯之的主张,他也始终付诸实践。观张海新作,散锋将成为足以令人关注的事件,或许将成为关于张海先生创作的新话题。散锋并非书法创作的“大道”。神龙本《兰亭序》中“群”字末笔出以散锋,乃无意得之。世传蔡邕创飞白书,虽无书迹传世,揣想当多用散锋,后世虽有书家善于飞白的记录,也并无书迹可证。陈献章以茅龙笔作书,只是工具的拓展,有散锋的意趣,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散锋。数年前偶然的机会,张海先生以散锋创作了苏辙《快哉亭记》,颇有新意。近年来,他有意识地探索散锋,甚至以两支笔并笔书写,以期特殊的效果。

        张海散锋的笔法基础,仍是碑派以中锋为主、逆势涩进的方法,其散锋中叉开的笔锋,乍开乍合,虚实相生,在有意无意间,形成了匪夷所思的空间分割效果。如果说书法美术化是一个历史趋势,则散锋的大胆运用,未尝不是美术化的一个特殊表现。

        回到书法本体,张海先生书法有两方面特别突出之处。

        其一为“分书意”。曾见康有为批示梁启超书法,强调要有“分书意”。但《广艺舟双楫》中“分书”却另有所指。这里的“分书意”,实际上是“八分意”,即隶书意。真、行、草书,皆由隶书而来,通于隶书则古雅,不通隶书,一味妥帖则庸近。书有“分书意”,则有雍容之感,无“分书意”,则有局促感,寒俭拘束。学书如果止步于唐人以下,终不能古雅遒劲,道理正在于此。

        注意到各种书体中要贯彻“分书意”“篆分意度”,并非康氏独得之秘。何绍基说:“楷则至唐贤而极,其源必出八分。唐人八分去两京远甚,然略能上手,其于真书已有因规折矩之妙。宋人不讲楷法,至以行草入真书,世变为之也。唐贤三昧远矣,况山阴棐几乎?”欣赏张海先生各体书法,不难发现,隶书意味贯彻其中。其篆书取方扁一路,不涉邓石如的峻拔;其行草书皆能横撑,落落大方,略无甜媚,而有“古劲厚远之气”。

        其二为“锥画沙”。用笔当如“折钗股”“屋漏痕”,如印印泥,如锥画沙,自是千古不易。尤其碑派书家,因为工具、材料的改变,也因为创作观念对“金石气”的追求,更是务必大书深刻,强调入木三分。张海先生绍承了这种观念和方法,用笔杀纸,功力深湛。不拘大字小字、何种书体,其笔道如鞭过留痕,毫无懈怠。

        相对于前辈书家长锋羊毫逆顶涩进,甚至稍用颤抖,以模拟剥泐痕迹而言,张海先生用长锋加健笔,笔腰尤其弹性强劲,又从魏碑志中吸收了生辣粗犷之意,下笔刚狠果决。因此,其点画苍而不老,少了一分温吞,而多了一分猛烈,回锋处或形成环形结构,折笔处或成圭角峥嵘,连带时或有飞白乍现,长竖笔画力到末梢而收,十分酣畅痛快。

        书法是文化的妙现。正大气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和优良传统。中华文明体系中,历来强调守中正,致广大。正是这一主体思想,孕育了华夏文明宏大的气势,凝聚了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艺术蓬勃发展,但也存在轻视传统经典,追求险怪的现象,以荒诞离奇为创新,以虚伪丑陋为美感,以粗俗野蛮为时尚,以浅薄放荡为潇洒,这显然同中国文化潮流相悖。张海先生作为全国书法的组织者、领导者和书法创作的领军人物,其书风的正大气象,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他对当代文化建设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他的这种书风,会对当代书法的发展注入积极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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