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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自2012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方勇教授于本刊发表专文，提出“新子学”理念以来，学界相关的讨论一直在持续进行。于日前在上海召开的“诸子学现代转型高端研讨会”上，国内外学者就“新子学”进一步发展提出各种看法，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与会学者在“新子学”理论建构之外，更关注“新子学”发展的路向问题，这表明“新子学”正稳步走向实践阶段。本刊撷取部分学者的发言，以飨读者，以期进一步促进“新子学”之发展。
参与世界范围的“百家争鸣”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吴根友
方勇教授提出“新子学”，我是欣赏的。有时候需要有勇气有气魄的人提出口号，竖立旗帜，把学者召集在一起。就我个人而言，更愿意讲诸子学在当代的新展开。面对传统的子学，当代学者应该有一个回应：今天子学要做什么。这是“新子学”要回答的。
中国文化是多元并进的，在儒学内部也是如此。传统文化当然有自己的主流，但并不因此而能过多地奢谈“正统”，争抢所谓的“正宗”。思想与文化的发展恰恰要在诸子百家争鸣的状态下，才能健康地向前推进。我们不赞成道统说，赞成子学多元的传统。仅就思想史、哲学史而言，“子学”其实是研究诸多思想家、哲学家的学问。中国传统文化很少有西方思想界的“自由主义”传统，但诸子百家的争鸣在实质上就反映了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的实质。
我认为，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与诸子学研究，可以从萧萐父先生的子学思想中吸取思想的启示，活化熊十力先生“以平等心究观百家”学术平等精神，平视西方哲学各流派的思想，并要有批判的眼光对待西方哲学中的诸观点与方法，做到为我所用，而不是亦步亦趋。
晚年的萧先生，在发表的文章与私下的谈话中，多次提到要敢于参与世界范围内的“百家争鸣”，将中国传统的“子学”概念加以泛化，用以描述当今世界范围的诸子百家争鸣的现象。在《世纪桥头的一些浮想》一文中，萧先生要求我们把“‘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结合起来，通过‘两化’实现中国文化的新陈代谢、解构、重构，作出新的综合和理论创造，从而有充分准备去参与‘百家争鸣’”。很显然，萧先生将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各家各派的学术争论，视为当年发生在中国先秦的诸子百家的争鸣。这种带有比喻性质的说法，体现了萧先生深邃的学术洞察力与以平等的眼光对待西方，以及其他各民族的思想的学术态度。
萧萐父先生的子学思想，对于重新认识中国传统学术中的自由精神，对于新世纪的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发展，对于子学在当代的新展开，都将会给予有益的思想启迪。尤其是他将“子学”作一泛化的处理，要求我们参与世界范围的诸子百家争鸣的说法，特别具有启发意义。而非常有意思的是，他的这一想法与他生前的好友——华东师大教授冯契先生的观点颇为一致。冯先生说：“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世界性的百家争鸣局面。对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以及诸文化怎样彼此结合或冲突，将会有怎样的前途，大家见仁见智，会提出许多不同意见。只有通过百家争鸣来自由地讨论解决。”这就表明，参与世界范围内的诸子百家争鸣，是当代“子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仅就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而言，萧先生虽然赞同百家争鸣，并且要参与到世界范围内的百家争鸣的行列中，但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及其前景的预测，不同于《庄子·天下》篇所悲叹的“百家往而不返”的结局，而是趋向于“同”，只是这种“同”是以“异”为基础的“同”。如王船山所说，“杂统于纯”，“异以贞同”，而当中国文化在过去经历了一段必要的分殊发展之后，“在未来必将进入一个兼综并育的整合期”。而这一“兼综并育”的新文化，即是在中西、古今的交会中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这时的中国文化将是一个“矛盾、杂多的统一”的“和”的文化状态，而不是单向度的纯之又纯的新文化。
依自不依他，求是致用相资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教授 严寿澂
理解和发展“新子学”，首先要厘清经学和子学的关系。一般理解的经学、子学完全对立，这是不符合事实的。章太炎先生曰：“老聃、仲尼而上，学皆在官。老聃、仲尼而下，学皆在家人。”可谓一语道破中国学术演进的关键。东周以降，此贵族封建之制逐渐崩坏，官学亦因而衰替。孔子创办私家学校，将古代王官之学传授于任何愿学者，民间私学于是代兴。百家言兴起，原有的王官学并未歇绝，如钱宾四所指出，战国时期，王官学与百家言并立于学官，一掌于史官，一掌于博士官。至于所谓经，孔子之时，“犹不名经”；迨至孔门弟子，始有“六经之名”。以王官学之六艺为常道，自孔门始。六艺之学与孔门的关系，如吕诚之先生所谓，“孔子所传之义，不必尽与古义合，而不能谓其物不本之于古。其物虽本之于古，而孔子自别有其义。儒家所重者，孔子之义，非自古相传之义也。此两义各不相妨”，蒙文通亦持类似见解，此最为通达之论。
一般来讲，儒家之经学与其他诸子之学，并无本质上的不同，皆为“就现象加以研求，发明公理者”。然而“经之与子，亦自有其不同之处”。章太炎云：“经多陈事实，诸子多明义理……故贾、马不能理诸子，而郭象、张湛不能治经。”实为的论。因而经学和子学有同有异，不能截然二分。
“新子学”的典范是基于“后设于哲学”之立场的章太炎。近代学者中，章太炎泛滥众流，出入百家，同时又坚持本民族地位。太炎心目中的中华文化复兴，在思想方面是发扬先秦诸子之学。太炎以为：“孔氏而前，或有尊天敬鬼之说。孔氏而后，儒、道、名、法，变易万端，原其根极，惟依自不依他一语。”今日欲复兴中华学术与文化，必须上接先秦，重开百家争鸣之新局。
依鄙见，其要点有二项，一是依自不依他，二是求是致用相资。所谓依自不依他，其含义有两个层次。一是立足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切忌将凿枘不入的外来思想学说视为无上正等正法，加诸本国文化之上。太炎先生去世前三年，昭告其弟子曰：“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所不与他国同者，历史也，语言文字也。二者国之特性，不可失坠者也。……尊信国史，保全中国语言文字，此余之志也。”这段话正是“依自不依他”第一个层次的极好概括。“依自不依他”的第二层次则是自力道德，不以鬼神为依归，与耶、回等一神教大异其趣。此乃二三千年历史使然。诸教诸神各有其功能，百姓各取所需，彼此相安无事，是为宗教宽容和谐之极致。
所谓求是致用相资，中华文化有一重大缺陷，即太过实用，以致妨碍了纯科学的发展。有识之士，如章太炎、陈寅恪，皆对此有深切认识。以见求是之学，本不以致用为鹄的，若因此而有大用，则是不期之遇，非其本意。纯科学研究之真谛，可谓尽于此数语中了。因而要注意纯粹认知的意义，以与传统相汇通。
总之，依自不依他，求是致用相资，乃中华文化复兴必由之道；而太炎先生者，实为前驱。今日提倡“新子学”，当于此取法。
“新子学”必须与经学相结合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李若晖
“新子学”发展，应该立足自由经学和子学传统相互促进上。传统上，以经为中华传统文明之核心，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总叙》开篇有云：“经禀圣裁，垂型万世。”以经为大道之所在，此固汉唐经学之通义，但是其在历史上的具体表现另有曲折。
至于诸子之学，一般认为是经学的附庸和补助。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分中国哲学史为两大阶段，即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上古时代哲学之发达，由于当时思想言论之自由；而其思想言论之所以能自由，则因当时为一大解放时代，一大过渡时代也。”其实即便在先秦时期，诸子也与经学息息相关。王葆玹指出：中国有一俗见长期流行，即以为五经纯为儒家经书，经学为儒家所独有。实则五经在秦代以前，乃是各家学派共同尊奉的典籍。先秦至汉初之经说本与子学一体，也是活泼泼的自由思想。经子关系，诚如《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序所言：“《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
近代经学沉沦，子学复兴，但复兴后的子学弃经学而附哲学，于是中国传统义理之学的固有格局与内在脉络被打散。这在经学领域表现最为明显。汉王朝以秦制律令体系，驯化经说，建构经学，再以之一统思想，对于这个传统需要现代学者加以疏通。近年叶国良倡言：“经学的生命力是否旺盛，端看是否有新体系出现，易言之，须有适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创新之作，才能维系经学的生命力，这方面还是有待努力的。”
我们认为，经学的根本性地位还是要承认，中国文化还是无法彻底离开经学，同时需要发掘经学的自由传统，允许自由辩论、自由质疑。经学时代之前的经说就是自由的传统。因而，如何回到自由经学，并以此为基础重构子学？这是当代“新子学”建构的要点。
如何重构子学？汉初司马迁可以为我们提供参考。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史记志疑序》论曰：“太史公修《史记》以继《春秋》，成一家言。其述作依乎经，其议论兼乎子，班氏父子因其例而损益之，遂为史家之宗。”太史公正是熔经铸子，才能“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因此，当代“新子学”的建立，必须与经学相结合，以中华文化的大本大源为根基，立足于中华文化自身，面对中华文化的根本问题，重铸中华之魂，此即当代“新子学”之魂魄所归。
“新子学”要走进跨学科研究
韩国圆光大学校教育大学院助教授 姜声调
“新子学”是以古今与东西为背景相对合理客观地进行一连不断的对话，建构一完整的学术思想体系，展开一种不同于过去“子学”的研究活动。这里的关键是建立一种跨学科学术研究，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学科不仅仅是现代学科，也有不同学术范式的意味。
诸子的跨学科研究在历史上就有先例，最早恐源于《韩非子》的《解老》《喻老》二篇，以法家观点发挥阐释老子之说，即《解老》以义释《老》，《喻老》以事解《老》。宋代是跨学科学术研究奠定基础的时期。宋代学术以儒为主，杂以道、佛，学者们提升层次，扩展思维，营造一种跨学科学术研究的条件环境。
在今天，“新子学”走进跨学科研究的阶段，必须经过规范化、科学化、具体化、多元化、普及化的过程，才会被学术界以及群众接受。规范化是指过去与现在相接互应地体现具有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体系；科学化是指人文学知识借助于各种科学知识解决学术研究的问题；具体化是指抽象的学术思想成分转变为具体并辨识“虚幻”与“真实”；多元化是指相对客观合理的范围条件下把古今与传统相接、东西与现代相应；普及化是指研究者与大众共同参与从事文学化、大众化两方面的事情，并以此落实于“新子学”而分享。
下面重点说明多元化和普及化两个问题。方勇教授在《“新子学”构想》一文中认为，“新子学”要继承充满“原创性”“多元性”的“子学精神”，这是每一代都要重视的。值得注意的是“多元性”面貌，就适合于跨学科学术研究。“多元化”是在前提开放的意识形态下，承认学科间差异的立场，各学科的相对局限性问题，互让互补，容纳彼此，以跨越学科，接受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子学”自有博大精深的含义，需要不同学科人员自由活跃地接受发挥，科际整合，贯串为一，这便符合“新子学”学科建立与学术研究的理念。
同时，“多元化”就自然地涉及“普及化”，其成功必须归结于“普及化”，先行后随，互补相成，是一种接连发展的进程。而“普及化”的进程是从专业研究者与大众相连来主导，即前者专门从事“新子学”，是服务于学术研究的，称为文学化；后者互动参与“新子学”，是服务于朴实有用的，称为大众化。除此之外，专论“大众化”就以学术大众、一般大众为对象，从专业性、世俗性两方面进行，不仅符合学术发展的本质，也符合学术开放的本质，能使之服务于学术界及社会大众。特别是面对一般社会大众的“大众化”，一定要考虑调整人员结构的问题，鼓励一般大众积极地介入参与“大众化”的过程，将学者与大众相结合，并协助齐心协力地共创出大众化文本来，才能实现顾名思义的“普及化”。
“多元化”“普及化”是跨学科学术研究的基础。“新子学”在“多元化”“普及化”的基础上要进行跨学科学术研究，必须重视这两项工作。
要创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与学术传统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孙少华
直到目前，文献整理与哲学思想研究，一直是研究诸子的两大工具。对诸子较为深入综合的文史研究，尤其是能将诸子研究转换为现代成果、服务于现实社会的成果，还较为缺乏。
根据新世纪学术发展的形势与要求，我们有必要创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与学术传统。就子学的思想渊源与发展流变来说，“新传统”的建立可能相对容易开展。结合西方最新研究成果与海外汉学的成就，我们完全有可能创建一种既能体现子学研究的固有传统，又能有所创新，既能融贯中西，同时又具有中国特色、符合现代社会要求与思想实际的“新传统”。
古、今学术之辩证关系与平衡，是一个直至今天仍然争论不休的话题。在“新”与“旧”关系的处理上，汉代学者如陆贾之流，思考较为清醒。他们认为，正确处理“旧”与“新”的关系，尽量保持“旧学”与“新知”的平衡，对社会政治至关重要。陆贾《新语》说：“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单纯地强调厚今薄古，是片面的；但“道近不必出于久远，取其致要而有成”，盲目的厚古薄今也是不正确的。古与今，远与近，永远是一对矛盾统一体。也就是说，一种新体系的建立与研究，需要认真对待旧与新、古与今、远与近的关系。这是历代学者都会遇到的问题。子学研究提出“新子学”概念，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符合古代诸子思想的文化传统。从思想渊源上说，“新子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诸子学的创新研究，不可能完全抛弃“旧传统”的一切研究体系自立门户或重起炉灶，而应在继承“旧传统”优秀成果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
子学研究的“创新”，是“继承”基础上的超越，也就是要在“旧传统”基础上，建立一个适应历史发展和社会需求的“新传统”。这就需要破除诸子思想中已经不适合现代社会的消极成分，找到诸子思想与现代学术的结合点。也就是说，我们承认，传统的诸子学是进一步开展“新子学”研究的宝贵遗产，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能固守前贤遗留下来的研究思想与方法。子学要在新时代焕发新生命，必须要有新突破。传统选题的深化与突破，传统方法的改善与突破，传统观念的更新与突破。如何将子书中具有普遍性价值的思想挖掘出来，成为指导人们建立正确人生观、世界观的有益工具，是我们思考与研究的方向。
从当下思想实际看，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不能忽视，古代学者包括诸子百家的精神遗产不能抛弃。“新子学”的提出，是一个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命题。“新传统”的建立，任重道远，意味着更多的挑战和责任。在这个方面，我们需要加强与海外汉学的沟通、交流与学习，需要积极输送外语好的青年学者外出短期学习与工作，考察国外子学研究的现状、成绩与经验，以保障“新子学”研究长期、稳定的发展，为“新子学”研究更上一层楼奠定基础。
总之，“新子学”顺应时代要求，提出了新的子学研究理念与方法，为开拓子学研究新局面提供了新思路。在未来的子学研究中，“新子学”完全可以承担更多责任，为创造新世纪中国“新子学”研究的“新传统”，甚至创造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新传统”，树立一个新典范。
一种充满生命力的新学说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李承贵
在中国当下非常物质化的社会中，有“新子学”这样的精神追求，方勇先生及其团体把学术作为自己的事业，我觉得非常好。我主要讲四个观点：
第一，“新子学”是一种可以充满生命力的新学说。改革开放以来，国学有很多纷争，大家做的工作也很多，但是有勇气提出一个旗帜，一个学说，却不多，因此对“新子学”我非常肯定。“新子学”刚刚提出来，一种新的学说还需要积累力量，它的主题，研究方法，研究范畴，还有它的使命，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厘清。对照新儒家、新道家、新佛学，现在“新子学”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这个需要加强。“新子学”应该有一篇长文，系统论述自己的主张。当然，“新子学”刚刚提出，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我相信“新子学”通过方勇先生和他的团队努力十年，五十年，包括其他关心“新子学”朋友的参与，“新子学”会有一个大致的轮廓。
第二，“新子学”和西学的关系。我们都很清楚，近十年来，中国哲学界反思一百多年来，西方文化哲学进入中国后，有一个强烈的反弹，大家在讨论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因为引用西方思想作为媒介、坐标、镜子，来看我们中国传统的学说，发现西方哲学解构了传统学术，中国学术的真精神丧失掉了，由此推出建立中国本位的学术与方法的主张。我赞同这一主张，不过我们应该看到，现在是一个地球村时代，王国维先生讲过，现在学术已经没有中西之分。要以更高的眼光看待西方学术，不要因为过去的解构，完全排除西方哲学，这是做不到的。牟宗三先生、冯友兰先生学术中西方的东西去得掉吗？去不掉的。这是中国哲学生生不息的一个部分。因此，“新子学”面对西方也要有一个比较科学的立场，学术思想要开放，不要本位主义。
第三，任何学说都无法胸纳百川。一般讲的胸纳百川的学说，在中国学术历史上是不存在的，学术的党派之争是实际存在的。宋明新儒学是三教合一，但问题是合了什么，合在什么地方，合的程度怎么样。朱子、阳明也是有选择的，其选择也是有条件的。“新子学”要胸纳百川，如何可能？
第四，关于引领国学发展方向。我赞同这一气概，“新子学”要引领当下国学发展方向，但是能不能领导是另一个问题。我认为应该有一个指导，一种纯粹的公正的学术精神的指导。现在国学看起来是繁荣的，儿童读经，各种培训，报道、民间团体非常多，好像传统离我们很近，但是事实上泥沙俱下，儒道释的真精神没有来到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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