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护中华文明的历史见证

    大遗址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最具代表性的综合物证和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它在弘扬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明、维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国家文化安全等方面有着独特、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尤其是从被确定为国家“十二五”大遗址保护展示示范片区以来，郑州紧紧围绕片区核心价值的深入挖掘和展示，凝聚社会共识、加大资金投入、注重顶层设计、创新规划思路，统筹大遗址保护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适合郑州片区特点、具有自身特色的大遗址保护“郑州经验”，为我国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郑州地处中原，在中华文明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据全国第三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的最新资料，郑州拥有各类文物古迹近万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4处80项，居全国城市前列。郑州的大遗址类型全面、内涵丰富、链条完整、传承有序，体现了文化发展脉络的根源性、延续性和完整性。这些大遗址，凝聚了中华文明发生和形成阶段最重要的文化信息，反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价值、信仰，保存了我们民族最初的历史记忆，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在我国，很少有几个地区像郑州这样，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创立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也很少有几个地区像郑州这样，以如此有限的区域对一个民族的禀赋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如同两河流域孕育了灿烂的西方文明，郑州地区也是独特而悠久的东方文化传统的重要源头。

    2011年国家文物局将郑州列为国家大遗址保护六大示范片区之一，同年公布的《国家文物博物馆事业“十二五”规划》中，郑州有六处大遗址被列为重点保护遗址，数量居全国第一。2012年11月，国务院批复了中原经济区发展规划，将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确定为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四大功能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郑州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具有了超越地区的重要意义。郑州市委、市政府以清醒的历史责任感和高度的文化自觉，积极探索、勇于创新，不断破解大遗址保护利用难题，将丰富的大遗址资源转换成为郑州打造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宝贵财富，走出了一条符合郑州实际、具有自身特色的大遗址保护利用之路。

以高度文化自觉探索大遗址保护方式

    1.深入挖掘大遗址价值，以核心价值凝聚社会共识

    在一些地方，对大遗址的保护往往呈现出两个极端：一是不作为，二是乱作为。不作为导致大遗址保护缺乏保护规划、保护法律制度、保护资金支持，大遗址保护利用“雷声大、雨点小”，许多大遗址长期遭受自然和人为双重因素的破坏；乱作为则是忽视遗址历史文化价值，仅从经济利益出发，把大遗址资源当作“摇钱树”，借大遗址保护利用之名行商业开发之实，盲目添建、重建、复建，对遗址环境、景观造成破坏。造成以上种种乱象的原因，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对本地区大遗址核心价值梳理不清，对“做不做”“做什么”和“怎么做”心中无数，社会共识不足。郑州的经验是，从基础研究做起，以基础研究深入挖掘本地区大遗址蕴含的核心价值，以核心价值凝聚社会共识，夯实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的学术基础和社会基础。2004年以来，郑州市分别成立了郑州古都学会和郑州嵩山文化研究会，2010年又整合两个学会资源，成立了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学会聘请国内外相关领域知名专家成立学术委员会，紧紧围绕本地区文化遗产资源，确定研究计划和研究课题，通过课题申报、重大课题定向委托等方式，广泛吸纳国内外智力资源。截至2014年，已经立项研究课题150多个，委托重大研究课题5个，产生了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成果。

    2.投入大量资金用于遗产本体维修和环境整治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大遗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也日益得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但由于大遗址往往面积大、周边情况复杂，保护和利用工作周期长、见效慢，所需的资金量比较大，因此在许多地方，大遗址保护投入面临着“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尴尬局面。地方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政府资金的投入是搞好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的关键。能否真抓实干、舍得投入，是检验是否真正重视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的试金石。自2004年以来，郑州市委、市政府先后启动了郑州商城遗址保护、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等一系列重要的大遗址保护工作。2004年，郑州市成立郑州商城遗址保护和环境整治指挥部，市政府主要领导任指挥长，先后投入近10亿元用于郑州商城遗址保护和周边环境整治。2006年，郑州启动了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申遗期间，面对复杂的申遗形势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郑州市委、市政府显示出了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坚定的政治决心，始终把申遗工作作为政府“一号工程”紧抓不放，投入大量资金用于遗产本体维修和环境整治。2011年，郑州市被列入国家大遗址保护六大示范片区，当年，郑州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决定设立市文物保护专项资金，每年由市财政出资3000万元并逐年增加，用于文化遗产保护。

    3.提出“见缝插针、相对集中，以点带面、串珠成线”的建设方针

    我国大遗址分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许多重要的大遗址尤其是都城遗址与现在城市相套叠，遗址保护和城市发展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近年来，随着考古遗址公园这一新型遗址保护形式的出现，这种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化解，产生了以西安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为代表的“西安模式”。但不同城市、不同遗址情况千差万别，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模式不可能一成不变，郑州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著名的郑州商代都城遗址位于郑州市中心城区，面积达13平方公里，是国家《大遗址保护“十二五”专项规划》提出要重点保护的150处大遗址之一，也是郑州国家大遗址保护示范片区的龙头遗址。20世纪90年代，为了保护郑州商代都城内城垣遗址，郑州市就提出了建设郑州商城遗址公园的构想。由于历史原因，到2004年郑州市启动郑州商城遗址公园建设时，遗址范围内部分地段和周边已是高层建筑密布，许多中央、省级机关分布其中，金融、商业机构众多，成了郑州市的行政和商业中心。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套用西安大明宫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模式并不现实。郑州市从自身实际出发，坚持政府投入为主导，在遗址公园形态上不追求单一遗址公园的面积和围合，提出了“见缝插针、相对集中，以点带面、串珠成线”的建设方针。同时通过遗址博物馆、地面标示、碑刻标示、历史文化散步道和城市导览系统，力图完整展现郑州商代都城遗址的全貌。已建成的遗址公园坚持免费开放，成为和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城市绿色开放空间，许多专家称赞它是“更加亲民的遗址公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新形态”。

    4.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大遗址保护利用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大遗址保护是国家文化保护传承发展的重大战略，但大遗址保护责任和投入的承担者却是地方政府。大遗址保护能给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什么？如何寻找国家战略和地方利益的结合？这是大遗址保护需要破解的又一道现实难题。郑州的做法是，围绕大遗址核心价值，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大遗址保护利用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2011年，郑州被列入国家大遗址保护六大示范片区，2012年郑州市就委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着手编制《郑州大遗址片区保护利用战略规划》，梳理、总结郑州市文化遗产资源及其特点，明确郑州大遗址片区的核心价值和体现大遗址片区价值特点的关键遗址，围绕核心价值和关键遗址划定特色片区，制定郑州大遗址片区关键遗址的保护、管理、研究和发展的战略措施，提出特色片区展示和传承利用的概念框架及工作思路，力图在战略高度协调大遗址片区保护与区域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将大遗址保护工作与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划、村镇发展规划相互衔接，借助区域发展规划的力量，实现大遗址的借力保护与区域发展相协调。2013年4月，郑州市召开市委常委会，通过了这一战略规划，并提出了“郑州市大遗址保护三年行动计划”，这一战略规划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高度评价。注重提炼片区大遗址核心价值，把大遗址保护提升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注意把大遗址保护与区域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注意通过大遗址核心价值的保护展示塑造城市文化新形象、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是郑州市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的又一特色。

    5.增强文物保护的地位，提高管理水平

    面对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浪潮的汹涌冲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加强保护、加强管理仍是我国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的重点。目前我国大遗址保护管理机构无论在编制还是人员队伍、人才结构上，都还不能适应我国大遗址保护工作飞速发展的形势，许多地方大遗址保护管理法律法规体系缺失、规划滞后，缺乏协同机制，靠文物部门一家唱独角戏，重建设、轻管理的现象还普遍存在。为此，郑州市不断加强大遗址保护管理机构建设；加强专项法规建设和文物行政执法工作，建立大遗址保护联动机制；创新规划思路，建立文物保护规划和全市重大项目联审联批制度。自2004年以来，郑州市先后增设了郑州市文物稽查大队和郑州市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公室两个事业单位。

    此外，郑州市先后制定颁布了《嵩山历史建筑群保护管理条例》《郑州商城保护管理规定》《郑州市登封观星台嵩岳寺塔少林寺塔林保护管理条例》《郑州商代遗址保护管理规定》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在加强法规支持的同时，郑州还进一步严格坚持文物执法，确保文物安全。

    2009年6月，郑州市建立全市重大项目联审联批机制，郑州市文物局为首批成员单位。以此为基础，郑州市文物工作在宏观层面与规划、建设部门对接，积极参与郑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城市“六线”控制规划的编制与修订工作，参与城市建设项目的联审联批。2010年，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申遗成功，郑州市紧紧抓住世界文化遗产预警监测体系建设，将世界文化遗产预警监测机制推广应用至大遗址保护工作中，通过建设郑州市文化遗产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全市文化遗产保护信息化管理。

遗址保护与城市发展、民生改善实现多赢

    1.“华夏文明起源与形成核心区域”等核心价值得到国内外学术界认可

    2010年，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申遗成功。“天地之中”这一古代中国宇宙观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与郑州大遗址的密切关系、郑州历史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12年，《郑州大遗址片区保护利用战略规划》对郑州地区在华夏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核心价值作出了凝练的概括，指出郑州地区是东亚现代人出现到农业起源的核心地区，是华夏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核心地区，是中国统一王朝最早定都之地，是中国城市文明最早走向繁盛的核心地区，是华夏传统文化体系形成发展与多元文化汇聚交融的核心地区。现在，郑州文化遗产的独特价值已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认可。随着郑州大遗址的核心价值的日益明确，郑州的文化形象也日渐清晰，郑州市保护展示这一核心价值、塑造城市文化新形象、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工作思路也更加坚定。目前，郑州正在围绕《战略规划》编制《郑州大遗址片区保护利用总体规划》和各类专项规划，“大遗址保护三年行动计划”确定的重要遗址的各项工作正在顺利推进。

    2.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促进了经济发展方式转换升级

    郑州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虽然起步较晚，但已经日益显示出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效益。2010年8月1日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申遗成功，当年游客数量就比前一年增加6%，达710万人次。截至2014年，每年的游客增长率都在10%左右，国际游客也明显增加。更为重要的是，申遗成功，促进了登封市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步伐。在郑州市规划联审联批会议刚刚通过的《登封世界历史文化旅游名城概念规划》中，登封市确立了依托“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以发展文化旅游为主导，逐步淘汰高污染、高耗能资源依赖型产业的经济发展模式。郑州商代都城遗址所在区域是郑州的老城区，也是郑州市最大的棚户区，居民多为低收入阶层。由于遗址保护控制，居民居住环境长期得不到改善，生活环境十分恶劣。2010年，郑州市启动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商都博物院片区和夕阳楼片区建设，投入5亿元进行棚户区拆迁安置。经过两年建设，占地20万平方米的遗址公园已经对外免费开放。疏林绿地映衬着巍然屹立、雄浑沧桑的古老城墙，昔日的棚户区已经成为文化氛围浓厚、环境优美的城市新景观。以郑州商代都城遗址、郑韩故城遗址、大河村遗址、巩义宋陵为代表的一批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改善了当地居民生活、提升了城市形象，大遗址保护真正实现了惠及民生。

    3.连续多年实现“文物安全年”，遗址破坏恶性案件绝迹

    郑州市加强大遗址保护管理的众多举措，促进了大遗址保护水平的不断提升，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大遗址管理机构建设得到加强。目前，郑州市主要的大遗址都建立了专门的保护管理机构，人才结构得到显著改善，通过扩编，引进了一批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二是初步建立起了以文物保护法规体系为支撑、各级政府为主体、文物部门为核心、各职能部门协调联动的大遗址保护管理工作体系。文物保护行政执法联动机制保证了大遗址保护管理“有法必依”和“有法能依”，形成了强大的法律震慑氛围；大遗址保护和城市重大项目的联审联批机制，将大遗址保护工作前置，实现了城市规划建设与大遗址保护工作的有效衔接，有效规避了大遗址保护在城市建设中的风险；独具特色的网格化管理体系，将大遗址保护管理工作延伸到了乡（镇）、村（社区），建立起了反应快速、责任明确的基层大遗址保护网络。2009年以来，郑州市先后出台了《郑州新区文物保护规划》《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文物保护总体规划》和《郑州大遗址片区保护利用战略规划》等综合性区域文物保护规划，保障了郑州都市区建设中的文物安全。近年来，郑州市连续多年实现了“文物安全年”，政府违法、法人违法等严重破坏大遗址保护的恶性案件绝迹。

做好大遗址保护的几点思索

    1.因地制宜，勇于创新

    我国的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起步较晚，尚处于探索阶段，没有统一的模式可循。郑州市深入挖掘本地区大遗址资源的核心价值，将核心价值的保护和展示与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塑造城市文化形象、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紧密结合。在实际工作中，坚持政府主导，顶层设计，统筹城乡发展，注意体制机制建设，夯实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基础。这些独具特色的探索和实践，开创了郑州市大遗址保护利用的新局面，体现了郑州市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敢于创新的智慧和勇气。郑州市大遗址保护利用的实践表明，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因地制宜勇于创新，才能不断破解难题，推进我国大遗址保护利用事业迈上新的台阶。

    2.充分重视基础研究

    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的核心是保护和展示其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对大遗址历史文化价值的深入挖掘是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的基础。郑州市在工作中坚持从基础研究做起，通过学术研究提炼本地区大遗址资源的核心价值。大遗址资源的核心价值从模糊到明晰，带来的是城市文化形象的日益明确，城市文化心态日益自信，工作重点和工作思路的日益坚定，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热情日益高涨。郑州的实践告诉我们，在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中，要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工作，充分发挥学术研究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通过基础研究，解决“做不做”“做什么”和“怎么做”，才能保证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不走或少走弯路，才能坚定信心、明确思路、凝聚共识，提高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3.始终坚持政府主导

    大遗址保护利用公益性强、牵扯面广、工作难度大，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郑州市在工作中始终坚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通过搭建基础研究平台、加大资金投入、统筹协调大遗址保护利用和城乡发展、构建保护管理体系、创新工作思路，保障了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的顺利进行。郑州的经验证明，政府重视，是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开展的前提；政府主导，是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顺利进行的保障。只有各级政府充分认识大遗址保护利用的重要意义，自觉承担起大遗址保护利用的责任，我国的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才能不断取得新成就。

    4.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结合

    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周期长、见效慢、资金需求量大，必须寻求和地方利益的结合点，获得大遗址保护利用的内生动力，实现大遗址保护利用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郑州市在工作中，注重大遗址保护利用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统筹协调，紧紧围绕大遗址核心价值的保护和展示，把这项工作和塑造城市文化形象、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相结合，和改善民生相结合，和发展历史文化旅游产业相结合。这种紧密的结合，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为城市今后的发展积累了雄厚的文化资本，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也使得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推进动力。郑州的实践表明，大遗址保护利用只有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才能找到自身价值的实现途径，才能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财富，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本报专题调研组 执笔人：任伟、董一鸣、王文华、张贺君、刘先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