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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日本纱厂的原始档案，是日本侵华的铁证。”山东青岛市民刘吉林一见到记者，就捧出了他珍藏的三大本档案，刘吉林说：“前几天看到央视播出吉林省新发现日本侵华证据的新闻，我就想起了三年前我从废品仓库里翻出来的这几本档案，里面都是当年日本人在青岛建纱厂的原始资料，这也是日本侵华和进行经济掠夺的第一手证据。”
发现：有心人从废纸堆里“抢”出旧档案
刘吉林今年51岁，是青岛碱厂的一名职工，从小就住在青岛李沧区的板桥坊。虽然是一名普通工人，但刘吉林喜爱文史和收藏，业余时间经常在附近老街区、老房子转悠，看见拆迁、卖废品的总要看看有没有中意的老物件，时间长了，连收废品的都认识他了。
“这几本档案，就是一个收废品的告诉我的。”刘吉林说，“几年前板桥坊周边大规模拆迁，青岛国棉七厂、八厂都在拆迁之列，我就一直比较留心。听这个收废品的说有老图纸，还有日本人签字盖章的文件，我意识到这些东西非比寻常，立即跟着去了他的废品仓库。打开一看，竟然是三大本日本富士纱厂（青岛国棉七厂前身）当年建厂的档案资料，而且材料完整，保存也很好，当时就掏钱‘抢’下来了。”
刘吉林摊开了三本卷宗，棕红色的封面漆皮已经斑驳脱落。卷宗侧面都贴着标签，分别写有“建筑申请：昭和13年—18年”（1938年—1943年）、“土地建物关系调书：昭和13年8月”及“诸图面：民国35年1月”（1946年）等字样。三本卷宗里总共有一百多份资料。
记者小心翼翼地打开一本卷宗，看到“富士瓦斯纺织株式会社青岛工场”贮水池及厂房扩建的申请文件、图纸、土地租买契约等一系列原始资料和译件。折叠的图纸虽然有的地方已经开裂，但依然完整；几份标准格式的“建筑申请书”，纸张薄如蝉翼却保存完好，上面清晰可见大鹰正次郎、高濑真一、喜多长雄等当年几任日本驻青岛总领事的印鉴。
“这是青岛城市发展的历史资料，也是日本人侵华历史的实证，如果有保存价值，它最终的归属还是国家。”刘吉林抚摸着卷宗说。
探密：档案中隐藏的历史真相
这三本原始档案中最早的材料是一份“土地买卖证明申请”，标注时间为大正十一年（1922年）9月15日。据查证，富士纱厂于1921年开始筹建，1923年竣工投产。这份文件正是筹建期间纱厂购买土地和确权的重要法律文件。
1914年8月，日本利用一战爆发的机会，对德宣战，迅速攻占了青岛，取代德国开始了对青岛的军事殖民统治。一战结束后，日本不顾中方战胜国的地位，企图继续霸占青岛，引发全国人民的激愤，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索。1922年12月10日，中国最终收回青岛。这份向所谓“青岛守备军法院”递交的申请书，就是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期间实行军事殖民统治的铁证。
在富士纱厂1940年12月写给伪青岛特别市市长关于“请发给扩张贮水池用海面租照由”的信函译件中，记者还看到了这样的文字：“……前于民国廿六年（1937年）向前市政府请求，经许可租给海面（若干公顷，扩建贮水池）……惟适逢事变发生（记者注：指抗战爆发），工程遂告停止，嗣青岛治安维持会及土地整理委员会先后成立……本社归还青岛以来，诸事整理就绪……”还有一份同样事由的函件写明呈送“兴亚院华北联络处青岛出张所”。
据了解，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南京国民政府及青岛市当局下令炸毁日商在青岛开设的工厂，其中就有富士纱厂。1938年1月，日本侵略军第二次侵占青岛。同年6月，日商着手重建，1939年8月复产。这两份文件就是纱厂重建后，补办租用海面手续的申请函，而所谓“兴亚院”就是日本内阁于1938年设立的负责侵华事宜的专门机构，办理华北地区有关政治、经济及文化事务。
青岛文史专家鲁海介绍说，所谓“兴亚院青岛出张所”是日伪时期青岛真正的统治者，它在伪政府的每个部门都设有顾问，所有行政事务均由顾问裁决。这些文件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掠夺以及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全面抗战的史实。
记忆：11岁进日本纱厂，每天工作12个小时
“我11岁就进纱厂做工了，两班倒每天干12个小时，一天工钱8毛钱，一个月工钱还不够买袋面粉。”王兴盛老人今年82岁，1943年进入日本同兴纱厂（记者注：即后来的青岛国棉八厂，与国棉七厂相邻）做工，他对当年做童工的经历记忆犹新，“那时候日本纺织厂都差不多，都喜欢用童工，听话又省钱，当时像我这么大的很多，最小的女童工才8岁，个子矮就踩着凳子干活。厂里有大把头、小把头，干不好活就要挨打挨骂……”
中国廉价劳动力只是日本在青岛建设纱厂的一个原因。鲁海说：“日本一战前觊觎青岛和胶济铁路，就是看中了山东的‘二白一黑’，黑的是煤炭，白的就是棉花和海盐。”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收购山东的棉花就地加工、攫取资源和财富，是日本在青岛开办棉纺工厂的主要目的。
自1916年到抗战结束前，日本在青岛先后开设了内外棉、大康、富士等九大纱厂，主要分布在青岛的四方和沧口地区。直到今天，青岛国棉八厂的旧址还保留了几座老旧的日式建筑，其中一座二层小楼就是当年日本纱厂厂长的住所，后来改作招待所。据统计，1937年日本在华投资的全部纱厂中，青岛各纱厂的纱锭、织布机比重分别达到了28%和36%以上，纺织业也成为日资在山东投资最大的工业部门。
循迹：不该被遗忘的工厂历史档案
除了富士纱厂的档案原件，我们还在档案中看到了该工厂不同历史时期有关档案整理、移交工作的记录、说明、交接清单等衍生文件。
1945年日本投降后，南京国民政府接收工厂。不久，富士纱厂改名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青岛第八纺织厂”。在卷宗里找到了这个时期的多份信笺，是原日文档案文件的译本抄纸，毛笔笔迹隽秀，墨迹如初。
还有一份落款时间为1953年3月的“分局经营国棉七厂房地产管业凭证移交清册”，应该是上级主管分局向国棉七厂移交该档案的交接单。在接收人下，除了盖有“国营青岛第七棉纺织厂”长条印章，还有厂长、经办人的印章等大大小小7个印章。
循时间线搜索，还可以发现1982年12月的一张备考表，上面写着：“……在清理积存时找出，有历史参考价值，故原样保存。立卷人：徐立。”
在一本卷宗的扉页上，贴有一张科技档案鉴定卡片，鉴定意见一栏写着：“该资料系国棉七厂敌伪时期的历史资料，是我厂厂史的一部分……应永久保存。”填写人是一位姓蔡的助工，时间为1984年11月。
所有档案整理的衍生文件中，标注时间最晚的是1989年1月7日，标注人徐立。
这套经历了几次战火和动乱而得以保全并被鉴定为应该永久保存的历史档案，为什么会流落到废纸堆里呢？
刘吉林告诉记者：“国棉七厂2002年破产，一家本地媒体也查访过徐立这个人，但没有找到。企业不景气，人心散了，可能也就没人顾得上档案了。”
正如鲁海所说：“像这样完整的、历史跨度近一个世纪的工厂档案散落民间，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遗憾。工厂的历史档案，也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对于研究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都有重要参考价值，应当呼吁全社会来重视历史文物和历史档案的保护和管理。”（本报记者 刘艳杰 本报通讯员 朱 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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