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的生命力

    刚刚过去的4月有一个令全球文化界喧嚣沸腾的重要日子——4月23日，莎士比亚诞生450周年纪念日。这位大文豪一生共创作154首十四行诗、37部戏剧和一些叙事诗。论诗艺，他被称作“埃文河畔的游吟诗人”，被誉为英格兰民族瑰宝；论剧作，无论是翻译语种数量还是在国际舞台上演出的场次频率，世界尚无第二人与之匹敌。因此，在这特殊的一天，英国内外，东方西方，人们以各种方式重温他的作品，实际上是向全人类共有的智力财富致敬。

    莎士比亚虽为举世闻名的创作天才，我们对于他的生平却所知寥寥，因为关于他的历史文献十分有限，除了记录他受洗、结婚以及孩子受洗的教会文件和少量法律文件外，剩下的就只有他的文学作品作为间接佐证了。首先，他的确切生日仍然未知。莎士比亚唯一的出生证明材料是教堂的洗礼档案。历史学家查得他的受洗日是1564年4月26日，故此推断他的生日可能是4月23日或前后。莎士比亚降生于手套商人家庭，但他童年如何度过、受过哪些教育，没有任何记载。1582年，年仅18岁的莎士比亚与大他8岁的安妮·海瑟薇结婚。可是，从1585年至1592年，这7年时间又是空白，没有人知道他身在何处，干了些什么。莎士比亚的信仰同样成谜。他的剧作富于异教情调，许多场景与神秘瑰丽的天主教仪式相呼应，鉴于他生活于新教得势、天主教徒遭受排挤迫害的时代，有历史学家大胆猜测他是一名地下天主教徒。莎士比亚开始创作的准确年份不明。人们只是知道，1592年的伦敦舞台上，有好几出莎士比亚剧作在上演；同年，“大学才子”之一罗伯特·格林去世，他留下的遗稿《千悔换一智》攻击莎士比亚是一只“用我们的羽毛美化了的暴发户乌鸦”。这说明莎士比亚此时已在伦敦戏剧界崭露锋芒，甚有名望。莎士比亚身兼剧作家和演员两职。他的最后一部剧作《两位贵族亲戚》完成于1613年，此后他从舞台退休，回到家乡。1616年4月23日，莎士比亚去世，以一个戏剧性巧合结束一生——那天恰好是他52岁生日。

    莎士比亚身上的谜团如此之多，其作品显露的惊世才华如此难以解释圆满，以至于在他离世200多年以后，学者们开始怀疑出生于埃文河畔的莎士比亚只是一个假托的名号，真实作者另有其人。从19世纪至今，相关考据和争论一直持续，并无终结的迹象，这与我国流传的《红楼梦》作者公案颇有相似之处。不过，我们作为普通读者完全不必为此烦恼，毕竟作品本身是真实的，作品当中的文化营养才是我们的精神主粮。换句话说，不管莎士比亚是谁，其作品不朽的生命力才是我们应当探究的话题。

    今天读莎士比亚，我们会遇到许多难题。其一是语言。莎士比亚的剧作是用不押韵的五步抑扬格诗行写成，语词古旧，还原成通俗易懂的现代散文便会得其意而损伤音律，加之他喜欢玩一语双关的文字游戏，离开原文，许多机智戏谑的意味便无从体会。其二是用典。不管是古希腊罗马、中世纪经典还是圣经掌故，莎士比亚总是信手拈来。不熟悉背景的当代读者认不出来，自然如坠云雾。正因为如此，许多人把莎士比亚视为精英文化的符号敬而远之，束之高阁。然而，这其实是由表面的障碍所产生的误解。拨开云雾，我们会发现莎士比亚的面目截然不同。也就是说，他其实属于大众，离我们很近。

    莎剧通常分为三类题材：历史剧、喜剧和悲剧。相对而言，当代读者赏识历史剧的少，偏爱悲剧和喜剧的多。究其因由，其一是历史剧多讲述久远故事，搞清楚来龙去脉要费点力气，且10部作品中有两个四部曲，剧情时间跨度大，结构偏松散，人物多、关系杂，大量台词程式化，不如莎士比亚后期作品语言圆熟、冲突集中有趣；其二大概如英国诗人及批评家柯勒律治所指出的，莎剧的政治立场貌似公正平和，骨子里却坚定维护保守的、贵族式的社会秩序，这与后世的民主社会价值观未免有些不相容，显得过时。不过，话虽如此，我们显然不能以现代政治理念要求一位都铎王朝的剧作家，那实在是不切实际的苛求。而且，不可忽略的是，在以帝王将相为主角的历史戏中，莎翁从来不忘让平民发出声音，使百姓的现实精神、人本精神与位居高位者的想法、立场形成微妙的对应和平衡。以《亨利五世》为例：戏剧讲述的是英法百年战争中阿金库尔战役前后的故事，其主线描写亨利五世进攻法军的勇武及英雄气概，展现英国民族自豪感，而另一个隐秘而绵延不绝的声部则是对亨利王政治野心的批评，对残酷战争之意义的质疑。剧中，亨利王站在聚光灯下，将成就霸业的漂亮话说得激动人心，爱国之志处处昭著；小人物毕斯托尔、巴道夫、尼姆和普通士兵培茨、考特、威廉斯站在暗处，说着诙谐粗俗的大实话，时时像是唱反调。亨利王的语言庄重威严、铿锵有力，毕斯托尔则戏仿他的语体，其情形就好比一人在编织华丽的长袍，另一人在长袍上捉着虱子，颇有揭露真相、瓦解面具的功效。亨利五世在大战前夜微服私访军营，威廉斯不知其身份，当面声讨国王与战争的罪孽，以致险些引发决斗。后面，亨利王有一大段内心独白，表明他要成为明君、担当起护民职责的抱负，但正如美国批评家诺曼·拉布金所言，本剧的双重意义始终并存，统治者与百姓的视角从没有相互抹杀或取代。

    此外，莎士比亚喜剧和悲剧中常见的小丑形象也扮演着大众的代言人。《第十二夜》中，费斯特是女主角奥莉薇娅的侍仆，以说笑话、唱曲、给主人解闷逗乐为职，他貌似疯疯癫癫，没人把他的话当真。然而，通观全剧，他扮演的近乎是一个全知的角色。身处戏内的人被蒙蔽的人物关系和爱情动向，他几乎和剧外的观众一样明察秋毫。他的话看似痴愚却令人回味，虽招人笑也含有真理，常常透着现实观众的判断力。《李尔王》中的弄人也是如此。他身份低下卑微，头戴一顶鸡头帽的模样就叫人不把他当回事，可他的洞察力和预见性却无人能及。从一开始，他就察觉出李尔王三分王国的做法不当，尖酸地讽刺他，提醒他提防后果。只是李尔王盲目自信，听不进去，致使悲剧向无可挽回的方向发展。低贱的人比高贵的人更有智慧，这是莎士比亚戏剧重要的一环，也是现实世界的真相。德国学者罗伯特·魏曼把莎剧中的丑角称为“现实主义之子”不是没有道理的。

    统观朝廷与市井，这是一种混合的视角。混合意味着多样性，不同阶层的观众可以从丰富的意义中各取所需。除了视角的混合，莎翁笔下还有文类的混合、情怀的混合。他的历史剧总是混合喜剧，例如《亨利四世》就包含两面，一面是讲述亲王哈尔成长为理想君主过程的严肃剧，另一面是他与酒肉朋友福斯塔夫的喜闹剧。同样，莎士比亚的悲剧也不是单纯的传统的英雄叙事，他的主人公命运背后有错综相连的道德问题、爱情际遇、家国责任。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家族世仇的受害者，而使他俩丧命的家庭争端与维洛那城的政治秩序息息相关；哈姆雷特是丹麦王位继承人，他与国家政治前景共荣辱；《奥赛罗》也不仅仅是家庭悲剧，因妒杀妻背后有政治和社会的原委。王佐良先生曾说，莎士比亚从来不追求纯粹和单一，他的艺术是混合的艺术。此言不虚。莎士比亚的生命力，在于他创造了一个天地，既包罗万象又具有普遍性，能打动16世纪在露天剧场观看演出的穷观众，也与我们心心相印。前不久笔者上影院观看动画片《里约大冒险2》，当大反派白色凤头鹦鹉和树蛙忽然嘴里冒出《哈姆雷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经典台词时，全场心领神会哄然而笑。这说明，莎士比亚代代有知音，当下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