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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的北京，春光明媚。记者来到位于建国门内大街5号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一位曾经在经济学界刮起“旋风”的经济学大家如期相约。他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国光。
他年逾九旬，在经济学领域辛勤耕耘六十余载，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和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他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深切关注现实问题，被人称为勇敢的马克思主义战士。
启蒙：“知识，是引导人生走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刘国光的故乡南京沦陷，这个十四岁的初中生被迫流亡湖南、四川等地。
家园被占，亲人离散，何以解忧？唯有知识。在那段充满离愁别恨的时光里，李大钊的一句“知识，是引导人生走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成了刘国光的座右铭，书店因此成为他常去的地方。在那里，他阅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张仲实的《社会科学教程》、沈致远的《经济学概论》等著作，从此对社会科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1938年，刘国光进入四川国立二中读书，学校图书馆藏有多种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如饥似渴的他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时光，每天早起晚睡，勤奋钻研，不肯懈怠。读书之余，热血的青年也不断思考着祖国命运、救国之道。在这期间，他“邂逅”了一本影响其一生的书籍——《资本论》。
当时《资本论》尚未出版，但有很多介绍和解读的通俗小册子。读完这些小册子，一股强大的力量促使刘国光迫切想看到原著。待《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他立即买来认真阅读。《资本论》犹如灯塔，为刘国光指明了人生之路，也使他坚定了“经济救国”的志向。
1941年，刘国光以优异的成绩被西南联大录取，并且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经济学专业。当时西南联大的校舍全是一排排的土坯房，宿舍、教室的条件十分简陋，但这里聚集了全中国最出类拔萃的学者，在经济系讲课的老师有陈岱孙、徐毓枬、赵乃抟等。陈岱孙先生是西南联大经济系主任，主要讲授西方经济学；徐毓枬先生是凯恩斯的学生，也是国内第一个翻译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学者。
大学期间学到许多西方经济学知识，但刘国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兴趣并未消减，先后读完《资本论》的二、三卷，大学毕业论文更是选择了以马克思地租理论为主轴的题目，在赵乃抟教授的指导下，他融贯西、马经济学两大理论派别，重点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这篇论文奠定了刘国光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不解之缘。
坚守：“计划与市场相结合”
1946年，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刘国光报考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因家庭经济情况有所变故，他转往南开大学经济系任助教，同时兼管经济研究所资料室工作。这使得他有机会听到诸多经济学名家的专题讲座，不仅开阔了学术视野，也为其日后从事经济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1951年，国家选拔第一批留苏研究生去莫斯科学习，刘国光便是其中之一。在随后四年的时间里，他在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认真学习，努力攻读副博士学位。经历了纷乱战争的刘国光，十分珍惜在苏联的求学机会，也时刻不忘建设祖国的重任。他每天很早起床，简单吃点东西，便匆匆赶到列宁图书馆，经常一坐就是一整天。考虑到我国正进入经济建设阶段，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问题，刘国光便以此作为留苏期间主要研究的方向。
虽然受到系统的计划经济理论的熏陶，但苏联经济发展的现实也使刘国光开始思考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过去西方经济学教育的知识储备和解放前经济生活的体验，使他感觉到市场经济还是有其秩序和较有活力的，但是也有重大缺陷。而苏联的计划平衡体制方法虽然努力发挥有计划、按比例的功能，并取得众所周知的经济建设的成就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但是行政管理手段太多、太死。回国后，刘国光看到陈云同志关于国家计划与市场自由问题的一些阐述，颇为欣赏，内心也萌生了“计划经济也可以利用市场”的想法。
“文革”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问题又被重新提起，刘国光顺应改革潮流，提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思想。
受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1979年初，刘国光与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赵人伟开始着手研究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问题，并将合写的《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一文报送中国社科院，接着提交给1979年4月间由薛暮桥和孙冶方领衔在无锡召开的“商品经济与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会。该文突破了以往关于计划与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相互排斥、不能结合的传统认识，深入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既不是互相排斥、也不是外在原因所导致的一种形式上的凑合，而是由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所决定的内在有机结合。这篇文章在当时引发各界的广泛讨论，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等机构的内部刊物以及几家重要报刊先后全文刊载。
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方针。为此，刘国光撰文《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直指指令性计划的弊端，遭到批评。然而，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等于以指令性计划为主，要有步骤地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证明了刘国光的观点。
关于计划与市场孰轻孰重的争论，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后仍持续不断。经济理论界有两种很深刻的思想情结，一种是计划经济情结，一种是市场经济情结。双方都不否认对立面的存在，但非常执着地强调自己这一方的重要性。对此，刘国光提出“我们要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但不能迷信市场；我们要坚持计划调控，但不能迷信计划”。
信仰：“马学为体，西学为用”
二十多年来，我国市场经济已取得了飞速发展，有成就，也有问题。关于我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刘国光始终强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需要继续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但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必须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
面对近年来我国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刘国光率先提出在新形势下应当重新审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认为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关于国企改革，他认为应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形式，确保国有企业增值保值，谨防利益集团通过所有制结构转移社会财富，进而影响社会福利。
刘国光提出这些观点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支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他一生坚守的力量。
信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否意味着放弃西方经济学呢？答案早在1951年刘国光参加赴苏留学选拔面试时便已给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指导，是主流，西方经济学只能作为我们的借鉴与参考，二者之间的关系决不能颠倒与混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其中也就包括着必然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这一点也是绝对不能动摇与改变的。”2005年，他在写作后来引发一场“旋风”的《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时说，“西方经济学只能是参考、借鉴，而不能居于指导和主流地位。当然，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性，凡是好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也可以吸收过来”。
他同意这样的说法：“马学为体，西学为用”。（本报记者 周晓菲）
人物名片
刘国光，1923年生，著名经济学家，首届中国经济学奖获得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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