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语荧屏话主流

    在中国语言文化中，无论陈说还是立言都不止乎单纯的语言本身，更关乎语言之外的许多因素，如：话语主体、语境和话语场域等等。日常生活世界的话语尚且如此，现代新闻传媒世界和文化世界——更不用说政治意识形态——的主流话语更是如此。何故？盖因“言”与“道”始终不可两分，一如道家所示，“言”即“道”，且“道可道，非常道”；二如儒家所示，“言”之有“道”，“文以载道”，“言以称道”；三如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家所示，语言总内涵语词与语意、语用与语义之两分张力。职是之故，所谓陈说和立言者便绝非仅仅是嘴上功夫或笔下春秋，更多且更重要者当为用心立言、言以达道。倘若再将说话者、语境、话语场域等因素考量在内，则话语之事大焉！因为作为话语主体的言者，不单置身特殊生活世界，因之其言行必受其生活世界的外在约束，而且受其独特内心世界的知、情、意、信（仰）等诸多主体因素的影响，使其言行具有与众不同的话语方式和话语力量。在现代公共媒体传播中，甚至于话语主体的语音、语调、语势、语气等“话语技艺”都会产生难以预料的话语效应，因之所谓话语品质与话语技艺之间便有了千丝万缕的关联。

    我们生活于其间的现代社会是一个日趋公共化的开放性社会，而其开放性又主要是通过社会结构（所谓制度化）、社会交往（所谓公共话语）和知识信息化（所谓知识信息的同质化和透明性）来表征的。具体地说，在现代社会里，我们的话语行为和话语方式需要遵循公共话语的规则，以公共交流和相互理解为基本目的。这并不是说，现代社会不再允许使用“私人语言”或“特殊话语”，而只是说，凡公共社会之话语交流必以话语者的相互理解和公共交流为基准。正因为如此，话语方式和话语技艺的重要性才会日益凸显出来。古希腊人大概是较早觉识到这一点的，他们较早开始公共场所（如广场）的公共演讲和对话、辩论，也较早创立了修辞学和逻辑学这样专门的公共话语技艺研究，甚至由此追溯到“言”与“道”的哲学理解，这与中国道家和名（辩）家产生了许多遥远而有趣的“思”“言”呼应。

    话说到此，话语及其言说方式与技艺在当今公共社会中的重要意义大概不难理解了。然而，今天的中国正处在现代化急剧转型过程之中，人们对于公共话语及其相关问题即使已有强烈的意识和感受（如，我们对于网络语言和公共传播话语的强力之感受），却似乎尚未形成对公共话语确定而共享的理解，国家和政府的权力部门同样也意识到了公共话语，尤其是具有公共影响力的主流话语的极端重要性，但似乎仍未形成健全而成熟的关于公共话语和主流话语的基本概念，更遑论有关主流话语的理论研究了。确乎，意识到某事之重要是一回事，理解并把握其本质要义却是另一回事。然则，意识的自觉意味着理解的开始。我想特别谈到的是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朱军的新著《朱军荧屏悟语》，我之格外关注它的理由主要有二：其一是它开始了对现代电视传播中主流话语的深层次探究；其二是这种探究并非出自新闻传媒学术界，而是出自电视媒体的节目主持人，也就是现代电视传媒实践一线的实际操作者。而这两个理由足以使我产生这样的判断：当今中国的传媒理论研究也呈现出理论落后于实践的窘境。就此而论，《朱军荧屏悟语》的出版便有了某种特殊重要的意义。

    作者从主流传播媒体的主体角色主持人入手，依次探究了主持传播主体、主持传播环境、主持传播对象（受众）、主持传播策略、主持传播与主流媒体、国家传播舞台上的创新传播等基本要义。毫无疑问，电视传播是当代媒体传播中的主角和中心，作为电视传播之主体的节目主持人理所当然便因此成为了这一主角的化身或者这一中心场域的聚焦点。不难理解，在某种意义上，主持人即是其所代表的传播媒体的代言人。代言人并非被操弄的木偶，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思想自由言说者。即便“背景”和“环境”相似，同一传播舞台上不同的主持人仍然会有颇为不同的“表演”和“传播效果”。由此当可断言：节目主持人与其所代言的传播媒体之间的关系或互动其实是相当复杂的，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主持人能够常青不老，而有的主持人却只能昙花一现。朱军的切身体会和深层研究告诉我们：主持人的话语力量和公共影响力不单取决于其所占据的传播媒体之大小高低，而且也内在地取决于主持人本身所选用的话语方式，尤其重要的是主持人的话语表达“技艺”，诸如：语言组织、言说风格、现场主持的操控能力等等。当然，节目制作者对现场传播环境的营造、传播者的传播策略设计等等也是直接或间接影响传播效应的极为重要的因素，而最最重要的是节目主持的效果，即受众的真实感受和“受”后的认可程度。

    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对主流话语或多或少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误解：或将之化约为意识形态的宣传口号；或将之视为纯粹官方话语而刻意遮塞耳目；更有甚者，迷惑于时下商业市场大潮的冲击而误将时尚言词当成了社会主流话语。毋庸讳言，宣传口号确乎被现代政治当作一种主流话语的速效表达式，且在一些社会紧急状态下屡试不爽。可是，特殊情形下的宣传口号并非主流话语的普遍表达方式，正常情形下的主流话语表达应当既具有对社会意识、观念的导引、感召之力，又有超拔并提振市侩流俗舆论和时尚言词之能，并能真正传达社会核心价值观念和社会正能量的“文化政治”力量，包括感召民众、动员社会、引领先行的话语能量。因此，主流话语的流动传布方式应当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相向互动，即：将国家政治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传播到社会大众，同时又从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之经验世界中吸取鲜活的思想文化资源，寻找主流话语的“词源”、“词根”和“词意”畅达沟通交流的语境暨语场，以便为主流话语传播开辟更广阔深厚的接受空间和受动效果。进而言之，主流话语若要“自上而下”，必须把严肃严格的政治话语转化为社会大众可接受的文化话语，包括学术理论化的学术话语、文学艺术化的文艺话语和社会大众化的新闻传播话语；而其“自下而上”则需要把主流话语转化为社会大众的积极回应或主动反应，从而生成积极向上的社会文化风尚、虽差异互见却能形成良性互动和较高共识的社会公共舆论，以及自由而良序的社会言论空间和对话场所，更重要的是，如此生成的社会文化风尚、公共舆论和自由言论，不仅能够对主流话语产生批评改进的能动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发挥积极的社会监督、批评和反省的思想力量。如此，则所谓主流话语及其充分表达才能真正实现其立言达道的目标。

    很显然，在主流话语这一上下的互动流程中，媒体传播尤其是国家主流媒体传播的主持人，正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地位，既若大水之闸，还如通衢之桥，其作为主流话语代言者和传播者的人品、学养、能力和技艺实在是关系重大。（作者系中国伦理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