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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每年清明节，赤烈曲扎一家都要去拉萨藏热汉人墓地祭祀先祖，他的先人们世世代代安葬于此。
藏热墓地，背山面水，坐北朝南，被认为是一块风水宝地。赤烈曲扎说，他的父系先辈们是随清军入藏的汉人，在西藏生活了很多年。“我和爷爷感情很深，因为我两岁就失去了父亲，是爷爷把我带大的。”
20世纪40年代曾出任“中华民国”驻藏办事处主任秘书的陈锡璋，所撰《西藏从政纪略》一文中记载：“川帮和回帮大部分是前清驻军小官吏及士兵的后裔，在拉萨落户。西藏政府于每帮中指定二人，充当‘保正’，替它当差。”结合学界的研究，可见当时西藏境内汉族的管辖模式与内地的“保正制度”接近，换言之，“保正制度”“替它（西藏地方政府）当差”，在基层单位上管辖着在藏汉族，掌握了在藏汉族的部分管辖权。
而学者王川等也认为，历届中央政府都注意保护在内地的藏族同胞，并时刻关注着旅藏汉族的福祉。
1949年，赤烈曲扎11岁。当时，他是民国政府国立拉萨小学四年级的学生，读“之乎者也”和“公民教育”。一天早上，正在上课，校园“吉堆巴院”突然人声鼎沸、乌烟瘴气，“西藏噶厦要赶我们这些从小出生在西藏的人和我们老实本分的父辈们离开这里，我的恐慌不安到现在都无法用言语表述。西藏的藏汉关系原本特别好，就是这个所谓‘驱汉事件’把汉藏关系搞僵了！这以前（汉藏情深）就是走亲戚的关系！今天，拉萨市民政局拨出一大笔款项把藏热墓地围起来，准备很好地维护这个富有历史意义的地方，这就很好。和睦、和谐、平安是这个世界的主旋律，也应该是我们生活的追求，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背道而驰。”赤烈曲扎回忆道。
赤烈曲扎说，祖辈这一批清代进藏的军人大都是手艺工匠，有钉鞋的、磨豆腐的、理发的、种菜的，有裁缝、厨师等等。后来，他们在拉萨定居下来，跟当地的藏族妇女结合，繁育后代，到我这已是第五代了：
——我的爷爷是个裁缝，汉名叫瞿玉堂，藏族名字是伯伯坚参啦，奶奶是藏族，名叫格桑。我父亲也是裁缝，汉名叫瞿家（嘉）珍，藏名是次仁旺堆，父亲娶了一个藏族小商贩的女儿贡觉。我不到两岁，父亲就去世了，上面还有一个姐姐，当时母亲还年轻，要回自己的娘家，按照当地习俗，她只能带姐姐走，我属于父亲家，只能留在老屋。从此，家里就是我和爷爷、奶奶三人，相依为命。
——我的汉名叫瞿国纲，赤烈曲扎是我的藏族名字。
——1943年，大概我不到7岁的时候，“中央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楼下有一所“国立”拉萨小学，爷爷把我带到那里请求准许我入学。回家后，爷爷严肃地对我说，家里祖祖辈辈没有一个文化人，特别希望你将来能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不要再去做裁缝这样的苦活。我们老两口决定把你送到那里去，学校的罗训导主任也同意接收。说实话，送到那里的话不用花什么钱，家境贫困的还给一点生活补助。最主要是人家教你知识。爷爷特别强调，要好好学习，千万不要贪玩。爷爷迫切的愿望和恳切的表情，在我的思想深处刻下了深深的烙印。我的学业越来越好，跟这个分不开，努力的源泉也是这样来的。
——“国立”拉萨小学里面分几个年级，一二年级还教藏文，三四年级以后就没有了。还有一个特别班，接收的是贵族、有钱人的孩子，他们的教学是汉藏文一起上。我们是纯粹的汉文班，有数学、公民常识等课。直到“驱汉事件”发生前，我在那里上了五年学，这给我打下了很好的汉语文基础。学校关闭后，我没地方上学，只能回家。爷爷跟奶奶又开始发愁该怎么办。他们没有什么财力，只有求助我的母亲。
——我母亲有个亲戚在色拉寺当喇嘛，她就求他收我为徒。他们给我做了一套袈裟，把我送到寺院剃度受戒。在寺里待了一年多后，我有个舅舅在帕帮喀拉章当秘书，他是个知识人，藏文非常好，也很喜欢我，他跟奶奶讲，这个小孩非常聪明，可以把他送到私塾去继续学点藏文。这样，我就保留僧籍，到甲巴康萨私塾开始学习藏文。我在甲巴康萨私塾上了两年学，一直到解放军进藏。
二
难忘的20世纪50年代来到了，赤烈曲扎的回忆变得生动而详尽：
——1951年，解放军进藏，当时谣言特别多，说解放军到西藏来，戴口罩（是因要）吃人肉。小孩子好奇，他们进城的时候我去看，人家很和气，不像是坏人呀。我们几个小孩子，也不知道累，就跟着他们走。在现在的八一农场那个地方有块很大的荒地，解放军不住在城里，为了不扰民，全部在野地里扎营，纪律非常严明，给我的第一感觉很好。我以一个小孩的判断，觉得他们应该是好人。他们还给了我们一个传单，现在想起来应该是《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一条一条很入理。
——跟解放军接触久了，我的脑子里就开始打转转，想到藏干校所属的社教班去学习。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我是色拉寺的在籍喇嘛，寺庙控制严格，绝无可能。怎么办？大概是1952年7月，雪顿节刚过，我从寺庙逃跑，逃到我那个秘书舅舅家里，在他家躲了几天。舅舅问我怎么回事，母亲也赶了过来，我如实相告，不想当喇嘛，想到藏干校附设的社教班学习。那里也不收学费，再说藏汉文都可以学，我两个都有基础，很愿意到那里去。母亲和舅舅商量以后，觉得寺庙一定会追查，最后还是疏通了关系，把僧籍辞掉了，开始准备去社教班学习。
——藏干校的社教班是西藏工委和军区为了给社会上想接受一点教育的年轻人办的一个教学班，是在做好事，当时博得了藏族青年人的极大欢迎。但是怎么联系他们呢？恰巧我当年拉萨小学的几个同学在社会部当通司（翻译），他们把我介绍给了社会部一个姓王的干部。那位同志就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很想学习。他说，你这样走不行，必须经过家里同意，如果真想学习，就带我去你家里看看，见见你的家长，看他们怎么说。人家做事很谨慎。我就把他带到奶奶家，我家并不富裕，一看就看出来了。他说，哦，是这样的，他就送给奶奶一些钱作为见面礼。奶奶又把我们家境说了一遍，孩子自己愿意学习，只要他能顺利成长，家里没有意见。就这样，他们才正式把我介绍到藏干校社教班去学习。
——我在藏干校社教班学了一年多。直到达赖喇嘛准备去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要组织一个参观团，参观团附设一个歌舞队，工委宣传部从社教班挑选了一些小孩参加歌舞队。1953年9月，我被正式吸收为参观团歌舞队队员，开始发学员工资，我把这些钱交给奶奶，她非常高兴，家里的生活也由此好了起来。1954年6月，我们从拉萨骑马到昌都，从昌都开始有公路到内地。
——前后算起来，我在“国立”拉萨小学学了五年汉语，在私塾学了两年藏文，在寺庙待了一年多。虽然在寺庙的时间不长，但是学经学了不少。当时背书搞不清楚什么意思，但现在我翻经书，突然想起来小时候背的那些东西，到现在都没有忘，还有印象。总体上，社教班的学习对我影响很大，我到中央民院后一下子可以插到初二班，而且还能跟得上，它起了很大作用。这期间，按照爷爷的嘱咐，我没有浪费时间，加上天资禀赋，学到了不少东西。
——“国立”拉萨小学跟当时内地的学校差不多，比较正规，刚开始一二年级还有藏文课，我估计因为不少学生是汉裔西藏人，听不懂汉语，一开始讲藏语有个对照，好理解，三年级以后以汉语文为主，还有算数、公民教育、常识等课程。拉萨小学还有“国语”课本（不是人手一册，我跟一个同学共用），不管是油印还是铅印，总之很重视“国语”教育。课本是从内地带过去的，像《三字经》什么的，都要背。背完了还要默写，四年级开始要写作文。普通常识课讲为什么刮风、下雨、下冰雹，不光讲科学常识，还有一些哲理常识，这些对我的启蒙起了很大作用。
——私塾我上了两年，一般由“根达”（相当于班长）和“遮架”（藏文字面意为“纠正”或“书改”）这两个人（他们都是老师从学生中指定出来的）负责，“根达”负责日常管理和纪律，“遮架”则专门纠正你的书写字体规范，对传承传统文化很有意义。
——寺庙的教学又是另一回事。你剃头受戒，穿了袈裟，他们会给你一本厚书，叫《曲觉布迪》，意思是平时要念诵的所有经书之汇集，要求三五个月内背完，大经堂法会上念的就是这个经。寺庙教育有个特点，就是到一定阶段，入寺僧人会很快分化为“拜恰瓦”（即学经僧）和一般僧，一般僧包括艺僧、杂役僧等不同的层次。一部分人专心攻读佛经、考格西；一部分人慢慢会成为有一技之长的一般僧人，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会成为唐卡画匠、木匠、雕塑匠、裁缝（缝制袈裟）等。如果是学经僧，第二步就要学习“堆扎”了，这是法相理论的必修读本，是因明学的基础部分，“堆扎”学完了要开始辩经。再往后，开始学显宗、密宗等，由浅入深，一步一步地往上走。
——社教班的条件相对俭朴，大部分人在房子里上课。我们这个班因为基础比较好，人数也比较少，是在林卡（园林）里头搭个帐篷，帐篷杆子上靠个黑板，大家席地而坐。尽管条件艰苦，但是大家的学习态度很好，积极性很高，这里头，我最大的收获是开始讲爱国主义，非常注重学习藏汉语言。我之所以到中央民院以后，一下子就自觉地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源于那时就对党和国家有了认识基础。
——贵族的少爷小姐后来到社教班的也不少，大家都是小孩，哪儿热闹去哪儿。我为什么坚持进社教班？人呢，对社会的感觉很多时候是靠自己的领悟，解放军进藏，我天天跟着看，给我的感觉很好。譬如给我看的《十七条协议》，虽然是后来才完全明白，但是讲得很入理入耳，没有那种命令式的东西，而是一种协商的口气。姓王的那位干部来家访，奶奶非常满意，我自己也愿意去。去社教班不用花钱，想给老师送个东西人家都不收，入私塾、进寺庙还得送点礼哪。
——社教班就像一个转运站，把愿意学习的社会青少年培养起来，一个个送到内地接受更好的教育。一旦去了内地，一切费用都是公家包，其中有不少贵族子弟，总体目标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其结果是培养了很多有用的人才。
——我经过在“国立”拉萨小学、私塾、寺庙的学习，懂得了一点知识，最后进入社教班学习，感觉更容易接受他们阐述的道理。后来，结束了内地演出，问我们是回去还是留下继续学习，我说我坚决要留下来学习。在中央民院，我留在了预科一部学习。大概1956年初，周恩来总理有个指示，大意是少数民族文字该规范的要规范。根据这个指示，国家民委、中国科学院、中央民院三家联合要办一个很大的语言调查，语言调查队成立之前要培训。1956年初，我被抽调到语文系，专门学习语音学和语言学，为下一步到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语言调查打好基础，大概学了一个半学期，除了学习理论之外，还注重学习和训练用国际音标记录语音。
——1956年底，我们从北京出来实地进行语调工作。工作结束后，大概1957年底，我从昌都回到设在拉萨的语调队等待重新分配工作。
三
1958年春，赤烈曲扎被分配到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文教处，当时的处长是多杰才旦（后来曾任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他请求多杰才旦把自己分配到拉萨中学，“当时，拉萨中学有几位西藏著名的藏族学者，学问非常高，等于他们是我们这些小老师的大老师，这对我很有吸引力。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布顿所著的关于解释量理的论述《量句义明显著》和希瓦拉所著的《入行论》等。
“在拉萨中学，我有两项任务。一是校领导上政治课时给他们当翻译，二是教藏文。1958年底，我成为年纪最轻的教研组长，底下都是一些资格老的地方政府官员。那时，全国第一次搞教学改革，我带领一批年轻教师觉得藏文课光讲经书不太合适，想讲一点文章，学校很支持。于是，我自己动手翻译了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等，自己刻写、油印，没想到很受学生欢迎，这对学校的教学工作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因为它是文化学习，不再是过去那种单纯的宗教教育。
“1959年初，形势日趋紧张。看到情况紧急，工委叫我们停课，给学生放假，1959年2月28日，我们全部搬到藏干校去了，平叛之前的拉萨中学生活，就这样告一段落。”
1961年底，工委要求所有学校恢复教学，赤烈曲扎又重回教育岗位。
赤烈曲扎在学习上不惜血本，甚至用自己的工资请一些专家学者向他们讨教藏学知识——他到门孜康拜西藏著名的星相大师益西群培，从他那里系统地学习了藏文《诗镜》；他向原社教班的老师钦绕维色系统地请教了藏语的《三十颂》和《音势论》等文法概要；他还向原甘丹寺的色宫活佛比较完整地学习了因明学概论《量理宝藏》。
1968年前后，赤烈曲扎在西藏自治区文教厅教材编译室工作了一段时间，从事扫盲教材编写，并承担西藏人民广播电台藏语广播讲座。当时的区党委很重视在藏汉族干部中推广使用学习藏语文，讲座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赤烈曲扎到西藏人民出版社后，无论是一般编辑，还是到后来的编辑室主任、总编辑、社长，只要是重点图书他都要看，特别是关于祖国与西藏不可分割的历史书籍。而编写《汉藏对照词典》，他是牵头人之一，承担了一部分词条的编写及词典的审校工作。
赤烈曲扎回忆：“慢慢地，我自己也写东西。我写《西藏风土志》，西藏日报社的蔡贤盛同志对我帮助很大，当时我们两个作为中方编辑，参加了中国、（前）南斯拉夫两国合作的第一本大型画册《西藏》的组稿工作，他写了一本《西藏游记》，我鼎力相助。我也零星发表了一些文章，文字可能差些，但材料是真实的。蔡贤盛帮我理顺了文字，没有他的帮助，这本书不会像现在这么好，大家都喜欢这本书，再三重印。参加大型画册《西藏》的编辑工作，对我的帮助非常大，除了墨脱，几乎把西藏全跑遍了，虽然曾经累得吐血，但开阔了眼界，拓宽了思路，找到了写作的路数。
“我当出版社社长时，牵头出版了一些大部头的重点图书《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藏史明鉴》等，支持鼓励汉编部出版《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等。这些对提高西藏人民出版社的声誉产生了一定作用。针对当时农村正在进行的扫盲活动，我们还出过一套小开本十册藏文扫盲读本，受到农牧民朋友们的衷心欢迎，这些都是非常温馨的回忆。
“1997年，我以《西藏风土志》为基础，扩充内容，写出《我的家乡——西藏》，翻译成英、法、德、西班牙文，由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到世界各地。另外，我整合国内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研究成果，编写了一本藏文知识读物，印了5000册，发行全区，告诉人们究竟什么叫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如何保护。
“1999年，我和日本汉学家、旅行作家池上正治合作，在日本东方书社出版了日文版《西藏的历史与文化》。
“最近几年，我搞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写作出版《藏族翻译史论概要》，这个反响不错。过去，连‘藏汉翻译学’这个概念都没有，但我写藏汉翻译学需要从‘藏族翻译史论’开始，一个‘史’，一个‘论’。这里面会牵扯很多资料，我开始有些担心，因为对这些问题要提出自己的见解，我估计会有争论。比如，写苯教的内容，把苯教和象雄文化里有用的涉及语言文化的东西吸纳过来，把要害的东西说出来，以理服人。我是以马列主义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的眼光来看待这些资料的，观点上没有错，至于纯粹搞宗教的人有什么看法，我就无能为力了，做学问不能畏首畏尾。但意想不到的是，谁也没有疑义，大家都觉得还可以。至于翻译的事，我还是有点发言权的。我做译审的时间很早，包括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审稿。我还是藏文版《水浒》的主审之一，为此我们在北京前后弄了两年，得了全国翻译一等奖。《水浒》是第一部完整翻译成藏文的四大名著，意义重大。翻译《水浒》，当时大家争论很多，后来才慢慢取得共识，西藏的一些著名学者都曾评论过《水浒》的翻译水平，肯定了其翻译成果，这就有说服力了。”
赤烈曲扎说：“我一辈子搞藏汉文化交流工作，双语工作对藏汉文化交流起到的作用怎么评价都不为过，从历史上讲，藏汉两族历来就是兄弟民族，具体实现这些东西就是通过文化交流，通过语言交流，再就是通过藏汉学者的共同努力澄清历史上的一些错误观点。所以，大家要把藏文和汉文都好好学起来，而且要互相多交流多沟通。”
（赤烈曲扎，西藏著名学者，退休前是西藏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西藏博物馆首任馆长。退休后受聘担任西藏大学客座教授，曾撰写出版《西藏风土志》《藏族翻译史论概要》等著作，以其特殊出身和贡献被称为“藏汉文化结合孕育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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